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阿德勒 理解人性 　　前言 　　序 　　导论 　　第一部 人的行为 　　第一章 精神 　　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方面 　　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 　　第四章 我们生活的世界 　　第五章 自卑感与力求获得承认 　　第六章 生活的准备 　　第七章 性别 　　第八章 家庭格局 　　第二部 性格的科学 　　第一部 总论 　　第二章 攻击性性格特征 　　第三章 非攻击性性格特征 　　第四章 其他性格表现 　　第五章 情感与情绪 　　附录 　　教育总评 　　结论 　　(一)两性差异和劳动分工 　　(二)男性在现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三)女人所谓的低劣 　　(四)逃离女性特征 　　(五)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六)改善和尝试 　　(一)游戏 　　(二)注意力和注意力分散 　　(三)过失犯罪与健忘 　　(四)无意识 　　性格的性质和起源 　　隐遁 　　焦虑 　　软弱 　　未驯化的本能与不良表现 　　欢悦(cheerfulness) 　　思维过程与表达方式 　　学童的不成熟性 　　买弄学问的人与坚持原则的人 　　顺从 　　专横 　　心情和脾气 　　厄运 　　宗教狂 　　分离性情感 　　连接性情感 　　愤怒 　　欢乐 　　同情 　　谦逊 　　忧伤 　　情感的滥用 　　厌恶 　　恐惧与焦虑 　　虚荣和野心 　　(一)精神生活的概念与前提 　　(二)精神器官的功能 　　(三)精神生活的目的 　　(一)绝对真理 　　(二)对社会生活的需要 　　(三)安全与适应 　　(四)社会感 　　(一)婴儿的处境 　　(二)障碍的影响 　　(三)人作为社会存在 　　(一)我们宇宙的结构 　　(二)宇宙观形成的要素 　　A.知觉 　　B.记忆 　　C.想象 　　(三)幻想 　　(四)对梦的一般考察 　　(五)移情与认同 　　(六)催眠与暗示 　　(一)童年早期的情形 　　(二)自卑感的补偿：力求获得承认和优越感 　　(三)人生的曲线图和宇宙观 　　社会感对性格发展的重要性 　　性格发展的方向 　　以前的心理学流派 　　气质和内分泌腺 　　综述 　　嫉恨(Jealousy) 　　嫉妒(envy) 　　贪婪 　　仇恨 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方面 　　为了了解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我们还必须考察他与同伴的关系。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宇宙的本质决定的，因而容易变化。另一方面，它又由一个社会或国家诸如政治传统之类的固有制度决定的。不同时了解这些社会关系，我们是不能理解这些精神活动的。 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 　　社会要求我们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些责任除了影响我们生活的准则和方式外，也影响我们精神的发展。社会具有一个有机的基础。个体与社会的相切点可以在人的两性倾向的事实中找到。生活冲动的满足、安全感的获得以及幸福的保证并不存在于互相孤立的男女之间，而是存在于夫妻的共有共享之中。当我们观察儿童的缓慢发展时，我们就能确信，没有社会的保护，人类生命就不可能进化。生命的种种责任使劳动分工成为必须，劳动分工不仅没有使人互相隔离，反而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都必须帮助他的邻人。每个人都必须感觉精通他与其同伴的相依相连。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关系就这样产生了。现在我们必须更细致地讨论婴儿出生后所面临的一些关系。 第六章 生活的准备 　　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一确定目标的准备。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精神生活的构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将来所做的不断的准备。在将来，个体的所有愿望似乎都能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我们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所有提到理想的未来状态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传奇都与此有关。人们对曾经有一个天堂的坚定信仰，以及对这一进程的进一步的共鸣——人类将克服未来所有困难的愿望，都可以在所有的宗教中找到。灵魂不灭的信条，或灵魂的轮回转世，都是信仰灵魂能够达到一个新构形的明确证据。所有神话都是人们对幸福未来的希望从未放弃这一事实的见证人。 第八章 家庭格局 　　我们时常都在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在了解了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后，才能对一个人作出判断。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儿童在家庭格局中的位置。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时常可以在掌握了足够的专门知识后对人进行分类，我们能识别出某人是家中的老大、独生子，还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等等。 　　人们似乎早就知道，家中最小的孩子通常属于特殊的一类。这在无数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圣经》故事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些故事中，最小的孩子看上去都很相似。确实，他在一个相当区别于他人的境遇中成长。对于父母来说，他是独特的；而作为最小的孩子，他总受到一种特别注意的对待。他不但年龄最小，而且通常个子也最小，因而也最需要帮助。他的兄弟姊妹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且在他还柔弱时已渐渐长大。由于这个原因，他通常是在一种比他人更温暖的气氛中长大的。 　　因此，他自然形成了一些对他的生活态度有明显影响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有一种与我们的理论似乎矛盾的情形必须强调一下，即儿童都不愿意做最小的一个，不愿意做不受人信赖的一个，不愿意做一直没有自信心的一个。这种意识刺激儿童去证明他什么都能做，他对权力的奋争变得显著地突出，而且我们会发现最小的孩子通常有一种想要战胜所有人的愿望。只有成为最好的一个，他们才能满意。 　　这种类型的人并不少见。据观察，有一组最小的孩子，他们胜过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成为家中最能干的人。但相比而言，另一组最小的孩子则不太幸运。他们也有胜过他人的愿望，但却由于与哥哥姐姐的关系而缺乏必要的行动和自信心。如果没有胜过哥哥姐姐，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躲开自己的责任，变得胆小层懦，像一个永远在寻找借口来逃避职责的积习难改的原告。他的欲望并没有变小，但他采取了一种使他从现有处境中挣脱出来的欲望的方式，从而在生活必要问题之外的活动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他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对他能力的真正检验。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个最小孩子的行为表现好像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因而心里有一种自卑感。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确实总能发现这种自卑感，总能从他现在痛苦的感觉中推断出其精神发展的性质和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最小的孩子就像一个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他感觉到什么并不真正重要，真正发生了什么，个体是否真的低劣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境遇的解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人在童年时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儿童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可能性以及众多的结果。 　　教育者该做些什么呢？他应该鼓励儿童的虚荣心，把儿童推向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他总是名列第一吗？这将是对生活挑战的一种无效的回应。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名列第一并不重要。反而多强调名列第一或成为最好的学生并不重要，可能会更好。我们已真正厌倦了仅仅是名列第一或最好的人。历史和经验都表明，幸福并不在于名列第一或成为最好的人。只教给儿童这样的原则会使他变得片面，首先会剥夺他成为一个好同伴的机会。 　　这种教导的第一个后果是，儿童只想到自己，整天想知道别人是否会超过他。妒嫉和憎恨自己的同伴以及对自己地位的焦虑，已经显现在他的灵魂中。他在生活中的位置就像一个调速器，迫使他去超过所有的对手(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灵魂中的那个参赛者，那个马拉松赛跑者，会通过他的整体行为表现出来，尤其通过一些小动作表现出来。这些小动作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根据人的所有关系来判断人的精神生活的人来说，并不明显。例如，这些儿童总爱快步走在队伍的前头，不能忍受任何人在他的前面。这种想跑在前头的竞赛态度是多数儿童的性格。 　　我们发现，这种类型的最小的孩子有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我们发现其变动也是寻常的。在最小的孩子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积极和能干的孩子，他们远远超过别的孩子，甚至成了全家的救星。想想《圣经》故事中的约瑟！这是最小孩子的境遇的一个精彩的阐述。这就好像过去的历史有意要告诉我们一切，因而一种清晰性产生在我们今天辛勤获得的充足证据中。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被遗失了，我们必须设法再次找到它们。 　　另一类儿童也很常见，他们从第一类儿童发展而来。考虑一个我们的马拉松赛跑者突然遇到了一个他认为自己无法跨越的障碍时的情形吧。他会试图绕过障碍，躲开困难。当这种类型的最小的孩子丧失了勇气时，他会变成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彻头彻尾的懦夫。我们发现他远离生活的前沿，一切生活的努力对于他来说，似乎都无法承受，因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借口艺术家”，不愿去尝试任何有用的事，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浪费时间上。在任何实际的冲突中，他总是失败。我们发现，他通常小心地寻求一块所有竞争的机会都被排除在外的活动领域，他总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他可能声称自己太软弱或太受宠爱，或声称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不让他有所发展。如果他真有生理缺陷，那他的命运会更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肯定会利用自己的软弱来为自己对生活的逃避辩解。 　　这两类人都很难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个看重竞争的世界上，第一类人的生活得更好些，这类人将只是以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精神平衡；而第二类人一直生活在自卑感的压力下，并由于缺乏与生活保持一致性而在活着时深受痛苦。 　　家中最大的孩子也有极明显的性格特征。首先，他的优越地位所赋予他的好处使他的精神生活得到发展。历史一直公认，长子拥有特别有利的位置。在许多民族、许多阶级中，这种有利的地位已成为传统。例如，对欧洲的农夫来说，长子无疑从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意识到某一天他会接管农场。因此，他发现自己比家中其他孩子的位置更好，因为其他孩子知道自己必须在一定的时候离开父亲的农场。在社会的其他阶层，普遍认为长子会成为一家之主。甚至在这一传统没有具体成形的阶层，比如在一般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家庭，长子通常被认为具有足够的权力和常识成为父母的助手或支配弟弟妹妹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不断得到环境委以责任的信任，对一个儿童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思想过程有点类似于这样：“你更强大、更强壮、更年长，因此你必须比他们更聪明。” 　　如果他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我们会看到他将具有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特点。这类人对权力特别看重，这不但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力，而且一般来说也会影响他们对权力概念的评价。权力对于长子来说，是相当不言自明的东西，毫不奇怪，这类人明显的保守。 　　家中的老二在对权力的奋争方面也有着特殊之处。他们一直不断地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压力下获得优势，决定着他们生活活动的竞争态度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家中有一个在他之前获得权力的人这一事实，对第二个孩子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他能够发展自己的权力，参与与老大的竞争，那么他通常会以极大的热忱迈步前进。这时拥有权力，一直感到自己相对安全的老大，也会感到有被老二超过的威胁。 　　这种情形在《圣经》关于以扫(Esau)和雅各(Jocob)的传说中，也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在这个故事中，兄弟之间的斗争残酷地进行着，并不全为着实际的权力，而是为着权力的象征。在相似的事例中，斗争在某种强制力中持续着，直到目标达到，长子被推翻；或者斗争失败，撤退开始，而撤退常以神经性疾病的方式样显露出来。第二个孩子的态度与类似于贫穷阶级的娘娘很像，这其中主要的特征是被轻看，被忽视。第二个孩子可能把目标立得太高，因而他一辈子都受到折磨，打破了自己内心的和谐，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而是一种瞬息的想象和无价值的幻象。 　　独生子女当然会发现自己处在特殊的境遇中。他完全受其环境中的教育方法的摆布，也就是说他父母在这件事上也是别无选择。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教育热情都贯注在这个惟一的孩子身上。他变得高度依赖别人，时常等着别人给他指明路途，随时需要扶持。他一生都被人娇惯，不习惯面对任何困难，因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障碍都已被人清除干净。由于一直是注意的中心，他很容易获得这样的感觉，即他真的很有价值。他的位置是如此不利，以至于错误的态度也几乎不可避免。如果父母亲能理解他处境的危险，那么就一定会避开许多危险的可能，但这总是一大难题。 　　独生子女的父母经常是异常地小心谨慎，他们自己经历的生活险境重重，因而对待自己的孩子总是过分关心。而孩子则把他们的关注和告诫理解为额外的压力的源头。父母对他的健康和安乐的关注，最终会促使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他内心会变得害怕生活中的困难，他处理这些困难用的是一种毫无经验的、笨拙的方式，因为他一直只经历生活中愉悦的事物。这类儿童在所有的独立活动上都会遇到困难，他们迟早会成为生活的无用之人。他们的生活活动最终会失败。他们像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只等着享受生活而别人却要时时关心他们的需要。 　　在各种不同的组合中，比如同性别的兄弟或姐妹之间，或不同性别的兄弟和姐妹之间，也时常互相竞争。对每种情形作出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与本文有关的适当的例子是处于姐妹之间的“独子”的境遇。在这种家庭中，一种女性的影响占支配地位，因而这男孩被推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如果是最小的孩子就尤其是这样，他会发现自己受到一群把他紧紧包围其中的女人的反抗。他奋力争取承认的妈田径会遇到极大的障碍。他各方面而都受到威胁，从未确实感受到我们这个发展迟缓的男性文明赋予每个男性的特权。持续的不安全感，没有能力评价作为一个人的自己，是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他受到家里众多女人的威胁，因而会感到，作为一个男人，他其实占据了一个更少荣耀的位置。一方面，他的勇气和自信心可能很容易消失；另一方面，他受到的刺激可能很大，迫使他去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两种情形都来自于同一种境遇。这类儿童最终发展如何，决定于其他伴随情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象。 　　因此，我们看到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影响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定向和天赋等等。这个结论使性格特征和天资来自遗传的理论不再有价值，而这种理论对于所有教育的努力都是很有害的。毫无疑问，在有的情形中，遗传影响的结果可以明显地显示出来。例如，在一个完全远离其父母长大的儿童身上，可能会形成某些相似的“家族成员特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还记得儿童的某些错误发展类型是如何地与身体的遗传缺陷密切相关，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假设一个儿童带着虚弱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其结果则是他对于生活与环境的要求更大的紧张。如果他的父亲也是生来带着类似的器官缺陷，而且在接近这个世界时也有类似的紧张，那么毫不奇怪，其结果将是类似的错误和性格特征。从这个观点看，这种性格从遗传而来的理论似乎是建立在很不充分的证据之上的。 　　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儿童在其发展中暴露出什么错误，其最严重的后果来自于他的这样一种欲望：把自己高高凌驾于同伴之上。在我们的文化中，他实际上被迫根据一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种恶性发展，那么我们必须知道他必然要遇到的障碍并且理解这些障碍。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障碍，这就是社会感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成功了，障碍就无足轻重了。但这种发展的机会在我们的文化中相对稀少。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奇怪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人终其一生为生活而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生活是悲哀的深渊。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是一种错误发展的牺牲品，这种错误发展的不幸后果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在评价我们的同伴时，我们应该非常谦逊，我们尤其不能允许自己作任何道德的评价，关于一个人道德价值的任何评价！相反，我们必须使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具有社会价值。我们必须充满同情地对待一个陷入错误的、被引入歧途的人，因为我们比他更了解在他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就产生了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对于错误源头的正确认识，使我们掌握了许多促进改善、提高的有力工具。通过分析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发展，我们不但能了解他的过去，而且还能进一步推断他的未来。这样，我们的科学使我们了解了真正的人是什么。人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扁平的轮廓。由此，我们对他作为一个“同胞”的价值，会比同时代的通常理解更为丰富、更有意义。 第三章 非攻击性性格特征 　　不对人类表现出公开的敌对但却给人一种敌对性隔离的印象，这种性格特征可以被归为非攻击型性格特征。这时，敌对倾向似乎已绕道而行，它给我们一种心理迂回的印象。这个个体不伤害任何人，但却回避生活与社会，回避与所有的人的接触，并且由于他的这种隔离而没法与同伴进行合作。然而，生活的问题大都只能在社会里才能得到解决。处于隔离状态的个体可能与公开、直接地向社会开战的个体有着同样的敌对情绪。在此问题上其他人所作的大量研究同时于我们也有利，而我们将更细致地说明有关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性格特征是胆怯和隐遁。 第五章 情感与情绪 　　情感和情绪是我们先前称之为性格特征的那些东西的强化了的表现。各种情绪往往表现为(在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力下的)突然的渲泄；和性格特征一样，它们也有确定的目标和方向。　们不妨称它们为有确定的时间界限的心理运动。情感也不是什么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只要与一定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固有的行为模式相适合，它们就必然会发生。它们的目的是要限制它们在其中发生的个人处境，使它符合于个人的利益。情感和情绪作为强化的、更加猛烈的心理运动，发生在个体已经放弃了其它达到目的的机制，或对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的时候。 　　在此我们所涉及的仍是这样一种个体，他们在自卑感和无能感的重负下不得不重振旗鼓，抖擞精神，以更大的努力作出超过必要限度的运动。他们相信，凭借这更加精力充沛的努力，他们便能使自己变得引人注目，并证明自己胜利者。正如没有敌手便无以愤怒一样，没有克敌制胜的目的也无从谈愤怒这种情绪。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仍然能够靠着这些强化了的心理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借此方法以获得承认的可能性极小，那我们就很难得看到这种情绪的爆发了。 　　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没有足够信心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放弃其目标；相反，他们会以更大的努力并靠着情感和情绪的帮助向目标挺进。被自卑感刺伤的个体靠着这种方法重振旗鼓，企图以某种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方式去实现他们渴望实现的目标。 　　由于情绪和情感与人格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单一个体的单一特征，而只有或多或少属于所有人的普遍特征。每一个体一旦置身于适合的情境之中，都能够表现出某一特定的情绪。因此我们不妨把这称之类情绪能力(faculty for emotion)。情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我们都能够对这些情绪有所体验。一旦我们对人有了相当深度的了解。即或不实实在在地与之接触，我们也能很好地想象他们常有的情感和情绪。很自然，像清感和情绪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也会对人的身体有所影响，因为灵魂与肉体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与情感和情绪形影不离的生理现象具体可表现为血管和排汗系统的种种变化，诸如脸色腓红、面色苍白、脉搏加快、汗量的增加等等。 教育总评 　　在这里，让我们附带就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的一个论题再稍加评论。这个问题就是心灵在成长中所受到的家庭、学校和生活教育的影响。 　　无疑，当代家庭教育在极大的程度上帮助和唆使了对权力的追求和虚荣心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经验中获得训练。确实，家庭有着巨大的优势，很难想象还有比家庭更合适的机构能更好地照顾儿童并使儿童受到合适的教育。特别是在疾病的情形中，家庭确实证明它是最适于维护人类的机构。如果父母也是优秀的教育者，用必要的洞察力和认识能力去识别他们孩子的错误发展，而且，在错误发展刚露头的时候就能依靠正确的教育与这些错误作斗争，那么，我们就应该高兴地聚沙成塔认，没有比家庭更合适的机构更适于保护健全的人类了。 　　然而，不幸的是，父母既不是好的心理学家也不是好的教师。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似乎是各种各样病态的家庭自我中心主义在扮演主要角色。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要求自己家庭的儿童受到特别的培养，并被视为有着特殊的价值，甚至以他人的儿童为代价。家庭教育因此在向儿童灌输错误的观念上犯下了最严重的心理错误，这种错误观念认为，他们必须优于其他人，并要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的其他人都要高出一筹。任何建立在父权观念上的家庭组织都无法摆脱这种思想。 　　现在，邪恶出现了。这种父权只建立在极了微弱的社会感和人类共同意识上。它唉使个体公开或秘密地反抗社会感。反抗又不企图公开。权威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向儿童提供一种权力的理想，并向儿童显示和权力的拥有联系在一起的欢乐。每个儿童在对支配权的贪婪追求中成长，对权力野心勃勃，并极度虚荣。现在，每个儿童都渴望达到巅峰，每个儿童都要求受到尊敬，或迟或早，他们都要求他人的服从和顺从，就像他在他的环境中所看到的，最有权力的个体把他人践踏在足下。对父母或世界其余部分的好战态度，是儿童这种错误观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处在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对儿童来说，要对优势目标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人们能从一些喜欢扮演“大人物”的幼小儿童身上看出这一点，结果，在个体此后的生活中，他们的思想和对童年无意识的回忆表明，他们对待整个世纪犹如对待他们的家庭。如果他们的态度受到反对，他们就倾向于逃离这个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可恶的世界。 　　确实，家庭也适于发展社会感。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家庭中权力追求的影响和权威的压力，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社会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得到发展。最早的对爱和温情的顺心是和对母亲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可能，这是儿童能够拥有的最重要的经验，因为儿童在这种经验里认识到另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人的存在。他学会了存在于“我”和“你”之间的差异。尼采曾经说过：“每个人从他和母亲的关系中塑造出所爱的人的形象。”裴斯泰洛齐也已经表明，母亲如何决定儿童将来对世界的关系的理想。事实上，和母亲的关系决定了随后所有的活动。 　　发展儿童的社会感是母亲的职责。我们已经在儿童中注意到的怪异人格来自于他们和母亲的关系，而且，这种发展所取的方向是母子关系的象征。只要母子关系是扭曲的，我们通常就会在儿童中发现某种程度的社会缺陷。最普遍的有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来自于母亲不能实现对儿童的职责，儿童没有发展起任何社会感。这种缺陷是很重要的，一系列不愉快的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来自于它。儿童长大了就像是身处敌国的异邦人。如果人们渴望帮助这样的儿童，别无他法，只有去重新扮演他母亲的角色，这是儿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失去了的。也就是说，这是惟一能使他成为一个同伴的方法。第二种错误可能出现得更为平常，它在于，母亲担当了她的职责，但使职责发挥到如此夸张过分的程度不同，以至于社会感不可能超越母亲而转移和投射到他人身上。这样的母亲允许儿童已经发展起来的感受完全发泯到她本人身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儿童只对他母亲感兴趣，而排斥了世界上的其他人。不用说，这样的儿童丧失了成为合适的社会的人的基础。除了与母亲的关系外，在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许多别的重要环节。快乐的托儿所能使儿童顺利发现进人世界的方法。如果我们记得，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儿童不得不和多么困难的障碍作斗争，从而能使自己和世界相协调的儿童是多么少，能发现一个快乐居所的儿童又是多么少，那么，人们就能理解，早期的童年印象对儿童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些是指示儿童在世界中必须行进的方向的征兆。如果我们还知道，有许多儿童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病人的形象，他们的经验中充满着痛苦和悲伤，而且，大多数儿童没有可使他们幸福的托儿所，那么，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儿童长大成人后并不是生活和社会的朋友，也没有受那在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中开花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感的激励。此外，我们必须把教育中特别重要的错误的影响放在起决定作用的地位上。严厉的权威教育能够消灭儿童在生活中可能拥有的任何欢乐。同样，为儿童消除了道路上的每一障碍、使儿童在温室中成长、并使儿童变得“死板”的教育，当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无法在离开家庭温暖的更为狂风暴雨式的气候中生活。 　　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和文明中，家庭教育并不适于发展起那些我们所渴望的人类社会有价值的同志式的同伴。在个体中，这种教育发展起了太多虚荣的野心和个人利欲熏心的欲望。 　　那么，仍然存在的能够补偿儿童发展中的错误，并能够促使儿童发展条件改善的可能性是什么呢？答案是学校。但是，精细的调查表明，学校，在其当代形式中，也不适于担任此项任务。今天，很少有教师愿意承认，他能够识别儿童的人性错误并在现有的学校条件下纠正它们。他的任伤只是向儿童零售一定的课程，从来不敢关心他所面对的人性要素。而每个班里有太多的儿童又愈加影响了他任务的完成。就没有任何别的机构能够消除家庭教育的缺陷吗？有人可能会建议，生活是这种机构。但是，生活也有它特殊的界限。生活本身是不适合于去改变人的，尽管它有时看起来是如此。人的虚荣和野心将不允许这一点。不管一个人犯了多少错误，他都只会去责备他人，或是感到处于他的情形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发现，很少有人会硬用自己的头颅去碰生活的墙壁，也很少有已经承认错误的人会将这些错误遗忘。在前一章里我们对经验误用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生活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活涉及的是人类已经完成的产品，而人类，那已经有着他们自己清晰目标的人类，都为权力而努力。恰恰相反，生活是所有一切中最糟糕的教师。生活没有深思熟虑，生活没有向我们示警，生活没有教育我们，生活只是简单地排斥我们，并让我们毁灭。 　　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惟一能够影响变化的机构还是学校！学校能够行使这个功能，如果它没有误用。迄今为止，总是这样一种情形，掌握学校的个体将学校塑造成实现个人虚荣的和野心勃勃的计划的工具。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叫嚣，旧式的权威应该在学校中重新建立。难道旧式的权威曾经在学校中获得过任何好的结果？一种已经总是发现为有害的权威如何突然变得有价值？当我们已经看到家庭中的权威——在那里，这种情形真正要好得多——只导致一件事，那就是普遍的反抗的时候，为什么学校中的权威会是有益的？任何不是产生于自身而必须依靠强迫来获得承认的权威不是真正的权威。太多的儿童带着这种感觉来到学校：教师只是国家的雇员。把一种权威强加在儿童头上而没有招致心理发展的不幸后果是不可能的。权威必须不再停留在强力上，它必须只建立在社会感上。学校是每个儿童体验精神发展历程的场所。因此，它必须适于健康的精神成长的要求。只有当学校和健康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相协调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是良好的学校。只有这样的学校才能被我们认为是适于社会生活的学校。 结论 　　在本书中，我们曾经试图表明：心灵来自于一种遗传性的因素，它的功能既是生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心灵的发展完全受社会影响的制约。一方面，有机体的需要必须得到实现，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要求也必须得到满足。在这种环境中，心灵得到发展，而且，心灵的成长必须依靠这些条件得到阐明。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发展，讨论了感知、回忆、情绪和思维的能力和才能，最后，我们讨论了性格和情感的特征。我们已经阐明：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它们服从于共同生活的法则，另一方面，它们受到个人对权力和优势的追求的影响，这样，它们用一种特殊的、个体的并且是惟一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已经表明：个体的优势目标，根据其在具体的情形中的发展程度，如何受到社会感的改变，并如何派生出了特殊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性格特征绝不是遗传的，而是在各种方式中发展起来的，以至于这样的性格特征是和来自于精神发展源头的镶嵌式模式相符合的，同时，这样的性格特征也导致一致的对常常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存在于个体心中的目标的追求。 　　许多这些对了解人类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指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讨论，而别的则被忽视了。我们已经阐明：根据个体对权力的追求，肯定有一定程度的野心和虚荣出现在每个人身上。在这种表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个体对权力的追求及其活动方式。我们也已经阐明：野心和虚荣的过分发展如何阻碍了个体井然有序的发展。社会感的发展因此受到了妨碍或是变得不可能。由于这两个特征干扰性的影响，社会感的成长不仅受到抑制，而且渴求权力的个体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 　　这种精神发展的法则在我们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任何希望有意识和公开地安排自己命运、而不愿意使自己成为阴暗和秘密倾向的牺牲品的人最重要的指示物。这些研究是人性科学的试验，人性科学是在另外的场合不能学到或培养成的科学。了解人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人性科学的研究，是人类心灵中最重要的活动。 (一)两性差异和劳动分工 　　从先前的考察中我们已知道，有两种大的倾向支配着所有的精神现象。这两种倾向，包括社会感和个体对权力以及支配权的奋争，影响着每个人的活动，影响着每个人奋力争取安全感的态度以及对人生三大挑战——爱情、工作和社会的态度。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的灵魂，那么在判断精神现象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研究两个因素的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大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并因此决定着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由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所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每个人在某时或某地都必须完成他的定额量。不完成定额量的人或否认社会生活价值的人，就成了一个反社会的存在并放弃了他在人类中的同伴关系。这种情形的简单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己主义、恶作剧、自我中心和讨厌鬼。较为复杂的例子是我们所看到的怪僻的人、流浪汉以及犯人。公众对这些性格特征的谴责来自于对其本源的理解，来自于对其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不能协调的一种直觉。因此任何人的价值，是由他对其同伴的态度决定的，也是由他参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的。他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肯定会使自己对于他人变得重要，会使他成为维系社会的巨大链条中的一玩。这一链条决不可能被搅乱，除非我们扰乱了人类社会。一个人的能力决定其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位置。许多的迷惑笼罩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因为对权力的奋争以及对支配权的渴望已把错误的价值观引到正常的劳动分工中来了。这种对支配权的奋争已经扰乱并且阻挠了整个生产，并给了我们一个对人类价值判断的错误基础。 　　由于人们拒绝使自己适应他们必须适应的位置，因而扰乱了劳动分工。此外，个体错误的野心和权力欲已经妨碍了社会生活以及为了自我利益的社会工作。同样地，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差异已经引起了纠纷。通过把一些较好的位置专门留给某些阶级的个体，即那些更有权力的人，而把其他阶级的个体排除在外——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已经影响了劳动分工。对社会结构中这许多因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劳动分工从来不能顺利进行。这种不断扰乱劳动分工的力量，产生了一些人的特权和另一些人的被奴役。 　　人类的两性差异决定着另一种劳动分工。由于身体素质的不同，女人被排除在一些活动之外；而另一方面，某些劳动又没被分配给男人，因为男人可以更好地做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应该根据一个不带偏见的标准来制定，而且所有为了妇女解放的运动只要在冲突的白热阶段没有越过可推想而知的地步，就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的逻辑。劳动分工决不是要剥夺女人的女性气质，或扰乱男女间的自然关系。每个人都想获得那些最适合自己的劳动机会。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劳动分工逐渐成形，女人接管了这个世界某一部分的工作(在其他情形中，也可能是男人)，作为交换，男人占据了能使自己的能力发挥更大作用的位置。只要工作能力没有使用不当，只要体力和脑力没有最终转向不良的结果，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劳动分工没有意义。 (二)男性在现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文化朝个人权力方向发展的结果，尤其通过那些希望获得特权的社会个体和社会阶级的努力，劳动分工已经流入了独特的航道，影响了我们的整个文明。作为结果，男性在当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强调。劳动分工使得男性这个拥有特权的群体在某些利益上得到了保证，而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支配女性的结果。这样，拥有支配权的男性获得了种种利益，他们安排着女性的活动，目的是使更为愉悦的生活方式总是属于他们，而那些分配给女性的活动，他们能有利地躲过。 　　目前的情形是，男人一直不断地努力要支配女人，而女人也相应地不满于男人的支配权。由于两性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因而很容易想象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精神的不和谐以及严重的心神不安，会对双方都造成异常的痛苦。 　　我们所有的制度、我们的传统态度、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以及我们的习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男性支配地位的荣耀，决定和维持着它们。这些惯例已经延伸到了托儿所，对儿童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儿童并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太多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情感生活受着这些关系的很大影响。这些态度很容易觉察到，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对要求他穿上女孩衣服的反应是大发脾气。一旦让儿童对权力的渴望达到某一程度，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作为一个男人的特权表现出了偏爱，他认识到男人的特权会保证他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我们在前文已提到过，当今家庭教育对权力的象征的通常是父亲。父亲神秘地来来去去比起母亲一直在身边的存在，更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儿童很快就认识到了父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而且注意到父亲如何调整家庭的步伐，如何安排家中的一切以及如何在任何场合以家长的身份出现。他还看到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服从父亲的命令，他的母亲总是征询父亲的意见。从各个角度看，父亲似乎都是强大有力的。有的儿童将父亲当作标准，以至于他们坚信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时，他们总说他们的父亲曾这样说过。即使在那些父亲的影响并不明显的情形中，儿童也会有父亲支配一切的思想，因为家庭的整个担子似乎都落在父亲肩上。而事实上，正是劳动分工使父亲在家庭中能更好地发挥力量。 　　就男性支配权起源的历史来说，我们必须使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无数的法律合法地保证男人的这种支配权就表现了这一点。它也表明在男性的支配权没有得到法律强制执行之前，必然还存在过男性的特权不那么确定的时期。历史证明这种时期在母系氏族时确实存在过，那时是母亲，是女人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对儿童而言。在那时，氏族中的每个男人都责无旁贷地尊重母亲的荣耀的地位。某些习俗和习语仍然带着这种古老制度的色彩。比如，将陌生男人介绍给儿童时，都将他们称呼为“叔叔”或“堂兄”。从母系氏族到男性支配一切的转换，一定经历过一场恶战。相信自己的特权和优势是由自然决定的男人会惊奇地发现，男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些优势，而必须是通过斗争得到的。男人胜利的同时就是女人的服从，这一点在法律的建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律提供了这个漫长的征服过程的证据。 　　男性占支配地位并非天生，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不断打仗的结果。在持续不断的征战过程中，作为斗士的男人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最后他会用他新获得的这种优势在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与这种发展同时并进的是财产生继承权的建立，它们构成了男性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础，男性成了财产的占有者和财产的所有者。 　　然而，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无需阅读书籍就能知道这点。尽管他对这些考古学资料一无所知，但他能感觉到男性是家庭中的享有特权的成员。即使具有相当洞察力的父母有意忽略这些从古老年代继承下来的特权，偏向于更大的平等，儿童还是有这种感觉炮们很难使儿童清楚地明白，承担家力责任的母亲是和父亲同等重要的。 　　人生伊始，小男孩就已亲眼看到了男性占优势地位的特权。想一想，这一切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从诞生之日开始，男孩就比女孩受到人们更大的欢迎。父母更喜欢生男孩是众所周知的、经常发生的情形。作为酷似父亲的男性，男孩会时刻感觉到自己享有特权和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旁人随意对他说的话或者他偶尔听到的话，时常召唤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男性角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男性的支配地位也在雇佣女仆干家庭粗活这一习俗上给他留下印象，最终强化他对如下事实的感觉：他环境中的女人并不确信自己与男人平等。在结婚前，所有女人都应对其未婚夫提出下面这个重要的问题：“你对男性占有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一切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通常从来没能得到过回答。我们发现一些女人表现出对平等的奋力追求，另一些女人则表现出对平等的不同程度的放弃。相反，我们看到父亲从童年时代起就坚信：作为一个男人，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而，他只会对那些有利于男性持权的生活和社会的挑战作出反应。 　　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一切情形都被儿童经历过了。他从中得到的是许多关于女人本性的形象，其中的大部分女人都扮演着一个可悲的角色。由此，男孩的发展具有了一种鲜明的男性色彩。在他奋力追求权力时，他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完全是具有男性性质和男性态度的。从这些权力关系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男性美德，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它的起源。某些性格特征被认为是男性的性格特征，另一些则被认为是女性的性格特征，尽管没有任何根据证明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如果比较一下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状态，我们似乎找到了支持这种分类的证据。但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论述自然现象，而是在描述那些已经被引导到一个特定渠道的表现：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由于特定的权力概念受到局限。这些权力概念带着强迫的力量，指示他们去寻求发展的位置。区分“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种相异的性格特征是毫无理由的。我们将看到，这两种性格特征都怎样可以被用来完成对权力的奋力追求。换言之，具有诸如顺从和逆来顺受等所谓“女性”特征的人也能表现其权力。一个顺从的儿童享有的好处有时能使他较一个不顺从的儿童更为引人注目，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虽然两者都奋力追求权力。由于对权力的追求常以最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对精神生活的洞察经常会变得更为困难。 　　当男孩渐渐长大，他的男性身份成了一种重要的职责。他的雄心，他对权力和出人头地的渴求，会不容置疑地与成为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的职责联系和等同起来。因为对许多渴求权力的男孩来说，仅仅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是男人的证据，由此他们必须享有特权。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通过努力力求胜过他人，出类拔萃来测度自己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尽一切可能通过在女性的环境里横行霸道来展示自己的男性特征。根据他们所遇到的抵抗程度，这些男孩要么用顽固和粗野的反抗行为，要么用诡计和狡诈，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既然每个人都根据享有特权的男性的标准受到衡量，那么毫不奇怪，人们总会将此标准放在一个男孩面前。最后，他也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观察和询问自己的活动是否有足够的“男子气概”，是否成了“完全的男人”。我们所认为的“男子气概”在今天已成了一种共识。事实上就是某种纯粹自私自利的东西，某种满足自恋的东西，凭借表面上看似“积极”的性格特征，诸如勇气、力量、职责、赢得所有的胜利(尤其是对女人的胜利)，获得交往、荣誉、头衔、使自己变得冷酷以对抗所谓“女性”倾向的渴望等等，而给人以优越于他人或支配他人的感觉。为了获得个人的优势，人们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战斗，因为获得支配地位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美德。 　　这样，每个男孩都会形成他从成年男人身上，尤其是从他父亲身上见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在我们社会的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上，看到这种被人为滋养的关于地位显赫的妄想的后果。从很早开始，男孩就受到激励，去为自己获得权力和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种气概在坏的情形下会堕落成众所周知的粗鲁和野蛮的表现。 　　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种种好处将非具有诱惑力。因而，当我们看到许多女孩坚持把“有男子气的理想”当作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或当作判断他们行为的标准，就不必惊奇了。这种理想可以表现为言行举止的一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每个女人都想成为男人！我们发现为这类想成为男人的女孩尤其具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愿望，她们想在更适于男孩(由于男孩的体格与女孩不同)的游戏和活动中引人注目。他们爬树、更愿意和男孩一块玩、逃避一切令人羞耻的“女人气”的活动，她们只有男性的活动中得到满足。当我们明白对优越感的奋力追求更多地与事物的象征而不是与生活的活动有关，我们就能理解这些偏爱男子气概的现象了。 (三)女人所谓的低劣 　　男人习惯于通过断言自己的位置是天生的，自己的支配地位是女人的低劣造成的来为自己支配地位的合理性找到理由。女人低劣这个概念传播的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似首成了所有民族的共同财产了。与这种偏见相联系的是男人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起源于反对母系氏族的战争年代，那时女人是男人真实焦虑的根源。我们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时常见到这类表述。一位拉丁作家写过“女人使男人困惑迷茫”。在神学会诊书卷中，女人是否有灵魂是经常被争辩的问题。而关于女人是否确实是人的问题也在其中的学术性论文中得到讨论。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女巫的迫害和焚烧，就是这些错误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见证。在那被人遗忘的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和困惑。 　　女人常被认为是罪恶之源，这在《圣经》的原罪概念或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能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所有时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包含着对女人道德水平低下以及她的邪恶、她的虚情假义、她的变节、她的三心二意的描述。“女人般的愚蠢”甚至在法律诉讼中当作辩论词使用。与这些偏见相一致的是对女人的才能、勤奋和能力的贬低。在所有文学和所有民族中的比喻、趣闻轶事、警句和笑话中都充满了对于女人贬低的评论。女人被指责为心怀恶意、心胸狭窄和愚蠢乏味等等。 　　为了证明女人低劣，这些证言有时候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尖刻，一些男性像斯特林堡、莫比乌斯、叔本华和魏宁格就教持这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得以不断壮大。她们是女人必须谦恭柔顺的拥护者。对女人和女人的劳动贬低，进一步通过女人的报酬比男人要低，而男人和女人的工作却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一事实表现出来。 　　对智力和天资测验的结果作一番比较后，我们确实发现，在一些特定的科目，比如数学，男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份。而在另一些诸如语言这样的科目上，女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份。男孩子确实在那些能够训练他们从事其男性职业的学科中表现出了更大的天份，但这更大的天分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对女孩子的情形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关于女人能力较差的说法显然是无中生有。 　　女孩子每天都会听到女孩不如男孩有才能，只适合做一些不重要的事之类的议论。因此毫不奇怪，女孩会渐渐坚信女人不可改变的悲苦命运，并由于在童年时代缺乏训练的原因，迟早会真地相信自己的无能。这样，她会变得灰心丧气。如果“男性”的职业出现在她面前，她对待这一机会时就会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即她将不会对这职业有足够的兴趣。即使他具有这样的兴趣，她也会立刻失去兴趣，从而她等于放弃了外在和内在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女人无能的证明似首是令人信服的。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对一个人的价值常常从纯粹事业的观点来判断或根据片面的纯粹自私的依据来判断，因而就使这一错误变得更为严重。带着这种偏见，我们几乎无法期望去理解人的表现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精神的发展一致。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关于女人低能的谬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女孩一来到这个世界，耳朵里就被灌进了这种对女性的偏见，这种偏见是要剥夺她对自我价值的信仰，粉碎她的自信心，并破坏她做点值得一做的事情的希望。如果这种偏见不断得到强化，如果一个女孩不断地看到女人是如何在扮演卑躬屈膝的角色，那么不难理解，她将会失去勇气，不能面对自己的责任，不能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这样她真的变成无用和无能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在对待一个人时，摧毁就他与社会关系而言的自尊，使他放弃成就任何事情的希望，打击他的勇气，然后我们发现他确实不会有出息，那么我们不敢坚持说自己是对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我们导致了他的一切痛苦！ 　　在我们的文明中，女孩很容易丧失勇气和自信。但实际上，某些智力测验证明过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一组参加测验的女孩。年龄从14-18岁，她们表现出的天分和才能比另外几组参加测验的人(包括男孩)都要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女孩都来自这样的家庭：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家中惟一养家糊口的人，要么至少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负担。这意味着这些女孩处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关于女人不如男人能干的偏见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小。她们能够亲眼见到母亲的勤劳是如何得到回报的，从而她们得到了更为自由和更为独立的发展，与女人低能的信念联系紧密的阻力完全没有影响到她们。 　　进一步反驳这一偏见的证据是，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在许多领域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工艺和医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完全可与男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就相媲美。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男人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能力低下，以至于我们能轻易找到同样多的证据(当然是牵强的)，来证明男人是低劣的性别。 　　关于女人低劣的偏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根据一种图式对各种观念进行清晰的划分和归类，从而“男性”就代表着有真实价值的、有力的、成功的和有才能的，而“女性”就等同于顺从，插躬屈膝和附属于他人。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文明中一切值得赞美的事都具有了“男性”的色彩，而一切较不具有价值的或实际上卑劣的东西被指定为“女性”的专有。我们都知道，对男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们女性化；而如果我们说一个女孩男性化，却不一定是一种侮辱。从人们语气的重音上，你可以觉察到一切令人联想起女人的事物总显得低下。 　　通过更为深入地观察我们发现，那些似乎能证明女人低劣的性格特征，其实只是女人被抑制的精神发展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坚持认为，我们定能使每一个儿童变成所谓有“天资”的儿童。但我们却认为，我们总能把一个成人变成“没有天资”的人。所幸的是，我们从未这样做过，但我们却知道其他人在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女孩比男孩更经常地被这种命运击倒，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我们经常有机会看见那些“没有天资”的儿童突然变得天资超群，因而人们说这是一个奇迹！ (四)逃离女性特征 　　作为一个男人的明显优势已经在女人的精神发展中引起严重的滋扰，结果是女人几乎普遍不满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女人的精神生活与那些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有着很相似的运动渠道和运动规则。所谓女人低劣的偏见意味着一种更加恶化的复杂性。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她们会将其归功于自己性格的发展，自己的智力，有时也归功于某种已经获得的特权。这仅仅表明一个错误如何导致其他错误的产生。这些特权免除人的义务、责任，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给人一种处于优势的假象，它在表面上似乎显出在很大程度上尊重女人。这里面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但最终这种理想主义总是由男人来改造，以适合其处于优势的口味。乔治·桑对此有过非常有力的描述，她说：“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一个完美的发明。” 　　一般地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女人。一种类型我们已经描述过：朝着积极的、“男性”方向发展的女孩。她们精力极其充沛、雄心勃勃、一直为生活中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奋斗。她们试图要超过自己的兄弟和男同胞们，选择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男人特权的活动。她们通常逃避爱和婚姻关系。如果她们跨入了婚姻，就可能会由于想奋力超越自己的丈夫而破坏婚姻的和谐！她们可能对家务事有着极大的厌恶，可能会直接抱怨自己对家务事的厌恶，也可能会间接地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能力，并且不断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永远不会具有做家务的能力。 　　这类女性通过一种“男性”的反应方式，寻求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不幸的补偿。这种关于女性特征的保护态度是她们整个存在的基础。她们被称为“假小子”、“男人气”的女人等等。然而，这种称谓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之上。有许多人认为，在这些女孩身上有种先天的因素，某种“男性”的物质或分泌物导致了她们“男性”的态度。然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压力以及当今女人必须忍受的压制，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它们总会引起反抗。如果这种反抗以我们所谓的“男性”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原因仅仅在于只有两种可能的性别。人们必须在这两种性别中选择一种，要么做一个理想的女人，要么就做一个理想的男人。因此，逃离女性角色只能表现为有“男子气”的，反之亦然。这种事的发生并非某种神秘分泌物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忽略女孩在精神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女人和男人的绝对平等，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的现实以及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完全保持一致。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带着与世无争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适应度、顺从和谦恭。表面上看来她们能适应一切地方，在哪儿都能生根，但事实上她们却表现出极度的笨拙和无助，以致最终一事无成！她们可能产生神经症的症状，这能使她们显得更为柔弱，从而帮助她们求得他人的照顾；她们还借此清楚地表明她们所受的训练以及她们生活的错误，是如何经常地倦随着神经性疾病的困扰，从而使她们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她们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不幸的是她们体弱多病，不能令人满意地去迎接生存的挑战。她们一直都不能令周围的人满意。她们的柔顺、她们的谦恭以及她们的自我压抑和她们第一种类型的姊妹一样，建立在相同的反抗基础之上。这种反抗的意思已说得很清楚了：“这是没有任何幸福的生活。” 　　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女人。她们并不保护自己，并不拒绝扮演女性角色，但却痛苦地意识到她们注定是低劣的存在，注定要在生活中扮演从属于他人的角色。她们完全相信女人的低劣性，正如她们相信只有男人才有责任去做生活中值得一做的事情一样。结果，她们认可了男人的特权地位。这样，她们加入了赞美男性的合唱中，使合唱声更为响亮——高声赞美男人是实干家、成功者，要求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她们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感，仿佛希望获得承认，并且由此要求得到更多的安慰；但这种态度是一种长期酝酿的反抗的开端。作为报复，她们随便地用一句大意是“只有男人才能做这些事情”的口头禅把婚姻的责任推到丈夫身上。 　　虽然女人被认为是低劣的，但教育的任务却大部分委派给了她们。现在让我们就这人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来描述这三类女人。这时，我们能更清楚地区分这三类女人。第一类女人，也就是具有“男子气”态度的女人，她们将专横对待儿童，喜欢处罚儿童，从而对儿童施加一种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儿童当然会试图逃避。当这种教育方式生效时，最好的可能的结果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军事训练。儿童通常会认为这样的母亲是非常坏的教育者。她们的高声训斥，她们的极大忙乱，总是没有效果，而且还产生了危险：女孩子将受到怂恿去模仿她们，而男孩子则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想起来就害怕。我们将发现那些在这样的母亲教导下成长的男人，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尽可能地避开女人，仿佛痛苦已植根心中，而且他们对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有信任感。结果是两性间明确的分界和分隔，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异常，尽管一些大谈“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错误比例”的研究者仍然存在着。 　　另外两类女人作为教育者也同样是无益的。她们可能习惯于怀疑自己的能力，因而儿童很快就能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心，并且发现自己能超过她们。在这种情形下，母亲重新努力，唠叨训斥，并威胁要告父亲。但她求助于一个男性教育者的事实再次暴露了自己自信心的不足，并表明她不相信自己能在教育工作上获得成功。她逃离教育的前线，仿佛她的责任就是要证明她的观点，即只有男人能够从事教育，因而教育离不开男人。这类女人可能逃避所有教育上的努力，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丈夫和保姆。她们毫不后悔这样做，因为她们感到自己不可能获得成功。 　　对女性角色的不满在一些用所谓“更高层次”的理由逃避生活的女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修女或从事独身职业的女性是恰当的例子。她们已用自己的姿态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无法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许多女孩很早就进入商界，因为与这职业关联的独立性似乎对她们是一种保护，使她们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在这里，选择职业的动力仍是对担任女性角色的厌恶。 　　在婚姻中，我们是否相信女性已经自愿地承担了女性角色了呢？我们知道，婚姻并不必然是女人与她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的象征。一位36岁的女人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她来看医生，抱怨自己有各种神经性的疾病。她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是个年纪大的老人，母亲则是一个非常爱支配一切的年轻女人。她的母亲年轻美丽，却嫁给一个老头的事实，使我们猜想在她父母的婚姻中，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一定在起着一些作用。她父母的婚姻结果并不幸福。母亲整天吵吵闹闹地治家，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不管家里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老父亲在任何时刻都陷于困境。这位女儿还提到她的母亲甚至不让自己的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母亲的整个活动在于坚持实施某种她认为有好处的“家庭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家庭的绝对法律。 　　我们的病人渐渐成长为一个能干的孩子，他父亲非常溺爱她。另一方面她母亲从来没有对她满意过，总是成为她的敌人。后来，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并且非常喜爱这个弟弟，于是母女关系开始变得无法忍受。小姑娘意识到在父亲那儿，她能得到支持。不管父亲在别的事情上是多么的谦恭和退让，当女儿的利益面临危险时，他会奋起保护。这样，她开始从心里痛恨她的母亲。 　　在这种母女之间难以克服的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有利的攻击点。母亲的洁癖是如此迂腐，以致命令女仆碰了门把手后也必须将它擦干净。这小姑娘却故意穿得又脏又不整齐地在家里到处乱走，并且只要有机会就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她从这些行为中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 　　她所形成的性格特征，正好与她母亲期待的相反。这个事实能非常清楚地反驳性格来自遗传的观点。如果一个孩子只形成那些必然能使她母亲气得要死的性格，那么在这些性格背后一定潜藏着一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计划。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现在，那种更为激烈的交战状态简直难以想象。 　　当小姑娘8岁时，家里的情形是：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母亲则整天板着尖酸刻薄的脸在家里晃来晃去，说一些尖刻的话，强制实施她的“法则”，并且训斥她的女儿。心怀怨恨而好战的小姑娘则用讽刺挖苦的话破坏母亲的活动。使事情更加复杂起来的因素是她弟弟的心脏瓣膜病。弟弟是母亲最宠爱的，是一个备受娇纵的孩子，他的病使母亲对他的注意和关心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亲对待孩子的行为一直是对立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接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得了谁也不能解释的疾病。她的病其实在于她被自己直接反抗母亲的历来念头折磨着，结果感到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深深地沉迷于宗教，但这并没有使她好受一点。过了些时候，这些罪恶的念头消失了。这被人归功于某些药的作用，虽然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她母亲已被迫转为守势。但这种神经性不安的疾病的后遗症是，她一直害怕打雷和闪电。 　　这个小姑娘相信，打雷和闪电的出现是由于她问心有愧，因为她对母亲有如此罪恶的念头，她总有一天会受到雷轰电击。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在那时努力想摆脱对母亲的仇恨。她继续长大，一个光明的未来似乎正在召唤她。一位老师曾说过：“这小姑娘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这句话对她有着很大的影响。话的本身并不重要，也许只是顺口而言，对她却意味着，“如果我愿意，我能做成任何事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反抗母亲的斗争就更为强烈了。 　　青春期来临了，她出落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到了她婚嫁的年龄，有了许多求婚者。然而由于她说话特别尖刻，许多建立关系的机会都被她破坏了。她感到自己只被一个男人吸引，一个往在邻近的比她年长的男人。大家都害怕有一天她会嫁给他。但过一段时间，这个男子搬走了，这女孩仍旧住在那儿，直到26岁，也没有一个求婚者。这件事在她的圈子里是非常引人注意的，没人能对此作出解释，因为没人了解她的历史。由于从童年时代开始，她就一直处在反抗母亲的激烈战争中，因而好变得无法抑制地喜欢争吵，挑起战争就是她的胜利。母亲的行为不断地激怒她，使她不断寻求新的胜利。激烈的唇枪舌战成了她最大的快乐，她从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她的“男子气”态度表现在她渴望唇枪舌战，只有在唇枪舌战中她才能战胜对手。 　　她26岁时，结识了一个非常诚实的男人。他没有被她的好战性格吓退，非常热切地追求她，向她求婚。他和她相处时，显得非常谦恭和顺从。亲戚们向她施加压力，要她嫁给这个男人。她不得不一再向他们解释，他令她很不愉快，她不可能考虑要嫁给他。当我们了解了她的性格特征之后，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但经过两年的抵抗后，她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这时她坚信，她已使他成了自己的奴隶，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个男人。她一直暗中希望能在他身上看到她父亲的翻版，随时向她让步。 　　她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结婚后几天，她丈夫已吸着烟斗，舒服地坐在房间里读报纸了。早上他离家去办公室，下班准时地回家吃饭。如果饭没准备好，就咕哝几句。他要求她干净、温柔、准时，还有各种各样她心理上不想完全的不合理要求。这种关系与她和父亲之间的那种关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她的梦想破灭了。她要求的越多，她丈夫就越少答应她的要求，当然也越少地看见她做家务活动。她每天一有机会就提醒他，实际上他没有权力向她提出这些要求，同时她明确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这完全没有对她丈夫造成什么影响，他继续无动于衷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她觉得自己的未来毫无幸福可言。在过去的极度兴奋中，这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男人曾央求过她，但他一旦拥有了她，这种兴奋就烟消云散了。 　　她成为母亲后，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为母亲，她被迫承担一些新的职责。同时，她与自己的母亲的关系，也由于她母亲一直精力充沛地维护女婿的利益而变得越来越坏。在她家里，不断发生的战争已带上浓重的火药味，因为他丈夫有时行为粗暴，对她缺乏关爱，所以她有时的抱怨也是正确的。她丈夫的行为是她这人难以接近导致的直接后果，而她的难以接近又是由于她无法与自己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起初她一直相信自己能永远扮演女皇的角色，悠闲地生活，身边跟着一个能满足自己所有愿望的奴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对于她才是可能的。 　　现在她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要她和丈夫离婚，回到母亲身边并宣布自己的失败吗？她不能过一种没有依靠的生活，因为她对此一直没有心理准备。离婚将是对她的骄傲和虚荣的一种侮辱。生活对于她来说是痛苦的，一边是丈夫的批评，而另一边是手持武器的母亲，喋喋不休地告诫她要讲卫生、讲秩序。 　　突然，她也变得讲卫生、讲秩序了！她整天又洗又擦，打扫卫生。表面上看来，仿佛她最终看见了光明，接受了这么多年来她母亲一直反复强调的教导。一开始，看到她倒垃圾，擦写字台、陈列柜和壁橱，她母亲一定喜笑颜开，她丈夫也一定为事情的变化感到高兴。但她把这些事做得太过分了。她一直洗啊擦啊，直到家里没有一件未擦过的东西。她的热情表现得如此明显，因而她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受到任何人的干扰，而反过来，她的这种热情却打扰了所有的人。如果她洗过的东西别人碰了，她会再洗一遍，并且只有她才能洗。 　　在这种持续的洗刷、清扫中表现出来的病态，是存在于女性中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时常发生的情形。这类女人好战地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试图表明自己爱清洁的完美的美德，以此方式来抬高自己，使自己优越于那些不这么频繁打扫、洗刷的人。她们的这一切努力仅仅是无意识地想使整个家庭“爆炸”。几乎没有比这类女人的家庭更无秩序的了。她们的目标不是整洁，而是整个家庭的“崩溃”。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只是在表面上如此。我们的病人没有女性朋友，和谁也处不好，也不知道体谅他人，这一切与我们所预料的她生活中可能的模式正好吻合。 　　今后，我们有必要逐步发展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使他们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与生活保持一致。当然这个病例中，即使在很好的条件下，有时也不可能实现这种与生活保持的一致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女人的低能被法律和传统维护着，尽管有真正心理洞察力的人都否认这一点。由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从而识别和制止这方面的社会错误行为的整体手段。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斗争，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人有某种病理方面的夸大的尊重，而是由于现存的这种错误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让我们借此机会来讨论被用来贬低女人的另一种关系：所谓的“危险年龄”，即女人大约50岁左右这段时期，伴随着出现了某些性格特征的突出。生理的变化向处在绝经期的女人暗示着痛苦的日子已来临，她将永远失去她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辛勤建立起来的那点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将用加倍的努力去寻求任何有用的、能维持她地位的手段，因为她现在的地位已逐渐比从前不稳定了。我们的文明受一种原则的支配，即只有目前进行的一切是价值的源泉。所有上了年级的人，特别是日渐衰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遇到障碍。这种对上了年级的女人的伤害(完全否定其价值)也影响到每个人。因为在壮年时期，我们毕竟不能日复一日计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在生命高峰所成就的一切，仍然必须在他的力量和活动减退的时期归功于他。仅仅因为一个人老了，就将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的和物质关系之外，是不对的。对于一个女人，这等于是实质上的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位正处青春期的少女想起她未来生活的这个时期的心情吧。50岁左右的女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个人的荣誉和价值必须超越这一年纪，保持不变。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五)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现象的基础建立在我们文明的错误之上。如果我们的文明带上了偏见，那么这种偏见会延伸开来并触及文明的每个方面，并会在每个地方表现出来。关于女人低劣的谬见以及其必然的推论——男人优越的谬论，不断干扰着两性间的和谐。结果，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被带入了所有的性爱关系之中，因而威胁着，并且常常是完全毁灭了两性间每一个幸福的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被这种紧张状态毒化、歪曲和腐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能见到和谐美满婚姻的原因，这就是那么多儿童在成长中一直觉得婚姻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原因。 　　上述偏见在极大程度上阻碍儿童充分地理解生活。想想许多年轻姑娘只把婚姻当作一个生活的紧急出口，想想那些只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不幸的男人和女人吧！从两性间的这种紧张状态中产生的障碍，到今天已具有庞大的范围。女人越清楚地表现出逃避社会强迫她承担的性别角色的倾向，男人越想扮演他的特权角色(尽管在这样的行为中存在着所有错误的逻辑)，那么这些障碍就会越来越大。同伴关系是与性别角色真正保持一致以及两性间真正保持平衡的独特标志。在两性关系中，一方附属于另一方有如一个国家隶属于另一个国家，是无法忍受的。由于错误的态度而可能产生的障碍对每一方都是相当大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四处蔓延又无比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在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每个儿童都被迫形成一个轻视和否定异性的行为模式。 　　当然一种从容的教育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们现今生活的匆促忙乱，真正经过证明和检验的教育方法的欠缺，尤其是我们整体生活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甚至已扩展到托儿所)，已过分生硬地决定了以后生活的倾向，使那么多人有畏缩着不敢承担爱情关系的害怕情绪，大部分是由于那毫无作用的压力造成的，它迫使每个男子在任何情形下去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尽管这种证明必须靠背信、恶意和暴力来完成。 　　不言而喻，这破坏了爱情关系中的一切坦诚和信任。唐璜就这样的人，他怀疑自己的男性气概，因而靠征服来不断地寻求额外的证明。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所有的坦诚，结果整个人类受到了损失。被夸张的男性气概的理想意味着不断地挑战，不断的激励和焦躁不安，其结果自然只是虚荣、自我修养和对特权态度的坚持。这一切当然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的责任是支持他们为获得自由和平等而付出的努力，因为最终整个人类的幸福都依赖于实现这样的先决前提：女人都将与其女性角色保持一致。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也同样要依赖于这个先决条件。 (六)改善和尝试 　　在为改善两性关系而形成的所有制度中，男女同校制是最重要的。这种制度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支持者认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通过男女同校制，两性就有机会从很早开始就互相了解，这种相互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错误和偏见及其不幸的后果。反对者通常反驳说，男孩和女孩在进校时就已经有差异了，因而男女同样的结果只会强化这种差异性，因为这时候女孩的精神发展比男孩要快得多，因而男孩会感到压力重重。这些男孩，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权，必须提供自己更为能干的证据，这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只是一个肥皂泡，极易在现实中破裂。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男女同校制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并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证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只有当我们从两性竞争的意义上去考虑男女同样制时，这些论据才对更大的天资和能力的追求有效。如果男女同校制对老师和学生仅意味着这点，那它就是个有害的学说。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对男女同校制有更好见解的老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老师认识到，这种制度意味着对未来社会工作中两性间协作的训练和准备，那么在男女同校制中所做的一切尝试必然会失败。它的反对者只会从它的失败中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需要一个富于创造力的诗人，对整个情形做出一种适当的描述。我们只要表现了主要观点，就应该满足了。一个青春期女孩的举止总表现出她仿佛是低劣的，我们前面提到对器官缺陷补偿的倾向，也同样在她身上存在。区别在于：她对自己低劣的坚信是由环境强迫造成的。她不可改变地被引入了这样一个行为渠道，甚至极富洞察力的研究者也时常会陷入相信她是低劣的谬误中。这种谬误的普遍结果是，两性最终都陷入了追求显赫权术的泥泞道路中，都竭力要扮演熾不适合他们的角色。结果又怎么样呢？双方的生活都变复杂了，双方的关系都丧失了所有的坦诚，过度沉溺于谬误和偏见之中，所有幸福的希望都化作泡影。 (一)游戏 　　在儿童的生活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为未来做准备的过程。这就是游戏。游戏不应被看作是父母或教育者随意想出的主意，它们应被看作是教育的辅助，刺激儿童的精神、幻想、生活技能的培养。为未来而做的准备可见于所有的游戏中。儿童对待游戏的态度、他做出的选择以及他对游戏的重视程度，标示着他对其环境的态度、关系以及他将与同伴如何产生关联。他是否满怀敌意或是否友好，特别是他是否有成为支配者的趋向，在他的游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在观察正在做游戏的儿童时，我们能够看到他对生活的整体态度。游戏对所有的儿童都极其重要。儿童的游戏应被看成是对未来的准备。这些事实的发现应归功于教育学授授格罗斯，他在动物的玩耍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倾向。 　　但是，我们对于游戏的本质，用“准备”这一概念还没能穷尽我们所有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游戏是一种社会练习，它能使儿童满足并实现其社会感。回避游戏和玩耍的儿童总令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很好地适应生活。这些儿童高兴地避开所有的游戏，当他们被强行拉到儿童游戏的场所时，通常会破坏其他儿童的高兴情绪。骄傲、自尊不足以及对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的害怕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一般地，通过对游戏中的儿童的观察，我们能非常肯定地确定他的社会感的总量。 　　企图优越于别人的目标，是游戏中另一明显的因素。它暴露了儿童想当指挥者和统治者的倾向。通过观察儿童怎样推使自己出人头地以及他多大程度不同上喜欢那些能为他提供机会、满足他想成为主角的愿望的游戏，我们就能发现这一倾向。几乎所有的游戏都至少含有下列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为生活做准备、社会感、对出人头地的奋力追求。 　　然而，在游戏中还有另一个因素，这就是儿童在游戏中表现自己的可能性。在游戏中儿童或多或少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表现受到他与游戏中其他儿童关系的刺激。有一些游戏特别突出这种创造估向。在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方面，那些可能让儿童的创造精神得到锻炼的游戏特别重要。在许多人的生活经历中，他们童年时都给玩具娃娃做过衣服，后来他们长大了，便给成人做衣服。 　　游戏与灵魂密不可分。它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也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职业。因此，打扰正在做游戏的儿童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游戏决不应被看成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在为将来做准备这个目标方面，每个儿童多少都有点像个成人。因此，当我们了解了某一个体的童年，然后在对他做出评价的时，就能更容易地得出结论了。 (二)注意力和注意力分散 　　注意力是心灵的特征之一，而心灵位于人成就的最重要位置。当我们用自己的感官去考察我们身外或身内的某一特别事件时，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紧张感，它并不延伸至全身，而是局限在某个感官，比如眼睛。我们已感到某些事珠正在被准备着。以眼睛为例，视轴的方向就给了我们这种特殊的紧张感。 　　如果注意力引起我们心灵或运动组织某一部分的特殊紧张感，那么与此同时，其他部分的紧张感就会被排除在外。因此，一旦我们希望专注于某一事物，我们会希望排除所有别的干扰。就心灵而言，注意力意味着一种愿意在我们自己和确定的事实之间构架一座特别桥梁的态度，或意味着为进攻而做的准备，这进攻是出于我们的必需或是出于某种不寻常的情形——要求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 　　如果我们排除掉病人和弱智的人，每个人都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但不集中注意力的人也时常能发现。原因有几个，首先，疲劳和疾病是影响集中注意力能力的因素。其次，另一些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是由于他们不想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们应注意的对象不适合他们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当他们考察某种与其生活方式适合的事时，注意力立即就苏醒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进一步原因可见于一种关于对抗的倾向之中。儿童很容易卷入这种对抗倾向当中，对于提供给他们的每一种刺激，他们往往回答“不”。因而，有必要把这种对抗变为不带偏见。教育者和教育手段的职责是将他必须学会的东西与他的行为模式联结起来，并使之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从而将这样的儿童争取教育过来。 　　有些人能看见、听见和感知到每一种变化，有些人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待生活；有些人则完全用他们的听觉器官；有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注意不到，对可视的事物毫无兴趣。我们可能发现某一个体在其境遇会保证他获得最大的兴趣时仍早到显得注意力不集中，那是因为他较为敏感的感受器官没有得到刺激。 　　使注意力苏醒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种真正的、深深植根于世界的兴趣。兴趣所在的精神层面比注意力要深得多。如果我们有了兴趣，那么不言而喻我们也能集中注意力。只要兴趣存在，教育者就无须担忧注意力的问题。兴趣成了人们为一明确的目标而掌握某个领域知识的一个简单工具。所有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犯过错误，因此，当某种错误的态度在某一个体身上固定下来，注意力也同样会牵涉进去，从而会使注意力指向那些对生活的准备不重要的事情上去。当兴趣指向人自己的身体，或指向人自己的权力时，只要牵涉到这些兴趣，或只要有能赢得的东西，或只要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都会注意力集中。只要某一新的兴趣没有取代对权力的兴趣，注意力就决不可能与体外的事物联结起来。我们能观察到，当儿童的被承认与否和重要与否受到怀疑时，他们会立刻集中注意力。另一方面，当他们感到某事对他们“没有关联”时，他们的注意力会很容易消失。 　　注意力不够实际上意味着某人更愿意从某种要求他集中注意力的境遇中退出来。因此，说某人不能专心致志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他很专心致志，只是他总是专注在别的事情上了。意志力和活力的欠缺与不能专心致志很相似。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常常发现倔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活力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治疗并不简单，只有改变个体的全部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成功。在这样的病例中，我们可以确信注意力不足只是由于他追求的是另外一个目标。 　　注意力不集中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性格特征是经常可见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个体，他们被派去做他们曾拒绝去做的工作，他们要么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工作，要么完全逃避，结果他们总是成为他人的负担。他们这种持续的注意力不集中成了一个固定的性格特征，一旦他们必须去做某件要求他们做的事时，这个特征就会表现出来。 (三)过失犯罪与健忘 　　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失犯罪指的是由于我们的疏忽，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导致个体的安全或健康受到了威胁。过失犯罪是注意力极不集中的一种现象。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是建立在对自己同伴缺乏兴趣的基础这上的。通过观察儿童在游戏中过失的特征，我们可以断定儿童是否只考虑自己，还是也考虑他人的权利。这类现象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感的明确标准。当社会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个体就极难对其同伴发生同样的兴趣，即使在惩罚的威胁下也如此；而一旦有了发展得很好的社会意识，这种兴趣就很明显了。 　　因此，过失犯罪等于有缺陷的社会感。然而我们不能太偏狭，以免忘了去调查个体为什么对其伙伴不具有我们所期望的兴趣。 　　限定我们的注意力时，就会出现健忘，正如我们能够安排有价值记忆的遗失。尽管有可能产生较大的紧张——即是说，兴趣——这种兴趣可能会由于心情不悦而被抑制，这时会开始记忆的丧失或减退，或至少由此得到影响。比如儿童丢失课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叫是可以很容易证明，这是由于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学校的环境。时常丢失钥匙或把钥匙放错地方的家庭主妇，通常是那些还没有对家庭主妇这个职业变得“友好”的妇女。健忘的人通常都不愿公开反抗，然而他们对工作缺乏兴趣还是通过其健忘暴露了出来。 (四)无意识 　　我们所描述的个体经常是那些没有意识到其精神生活现象的意义的人。注意力集中的人也很少能立即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够即刻看清事物的全貌。某些精神机能在意识领域寻找不到；虽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强迫注意力达到某种程度，但对注意力的刺激却不在意识之中，而存在于我们的兴趣当中，进一步说，存在于无意识的大部分领域当中。从其最大范围而言，这既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无意识中寻求并找到他的行为模式。而在他的意识生活中，我们只能处理他的一个影像，一张底片。一个虚荣的女人通常对其中许多场合表现出的这种虚荣心毫不知觉，相反，她的行为只会使人明显地感到她的朴素。我们没有必要知道某人是虚荣的并且会继续虚荣下去。确实，试图让这个妇女知道自己的虚荣是相当徒劳的。因为，她要是能知道自己是虚荣的，就不会再继续虚荣下去了。我们通过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些不重要的或毫不相关的事物，来获得某种夸张的安全感，从而看不见自己的任何虚荣。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如果你试图和一个虚荣的人谈论他的虚荣，你将会发现很难就此话题谈论下去。他可能表现出避而不谈的倾向，转弯抹角，以免使自己烦恼。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观点，他想玩弄小伎俩，而当有人漫不经心地试图揭穿他的小伎俩时，他立即采取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态度。 　　人们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了解自己的无意识生活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另一类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意识范围所达到的程度来区分这两类人。在许多病例中，我们将很巧合地发现第二类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很小范围，而第一类人则注意活动的多层范围，他们对人、事物、事件和观念都有很大的兴趣。那些感到自己被推入绝境的个体自然只满足于生活的一块小断面，因为他们对生活是陌生的，他们无法象那些遵守规则进行比赛的人，清楚地看到生活的问题。他们交不到好的队友。他们不能理解生活中较为美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生活兴趣有限，他们只能感知到生活问题中毫无意义的部分，他们害怕广阔的视野，因为这意味着个人权力的丧失。就个体生活中的事情而言，我们常能发现某一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能力一无所知，因为他低估了自己。我们还要现他也不熟悉自己的缺点。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反之亦然，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自私自利者，而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他实际上是个好人。你如可看待自己或别人如何看待你，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类社会的总的态度。因为这决定着个体的所有愿望、所有兴趣和所有活动。 　　我们下面要探讨的还是两类人。第一类人过着一种更有意识的生活，他们用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生活问题，眼前没有什么障眼物。第二类人用一种具有偏见的态度看待生活，他们只能看到生活的小部分。这类人的行为和语言总是在无意识的方式中受到指引。两个这样的人同处，会发现生活中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对立的。这并非不同寻常。他们不对立才显得非比寻常。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对立面一无所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摆出理由表明自己是保卫和平与和谐的战士。然而事实与此相违背。实际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着对立的评论，从侧面攻击他的同伴，尽管他的攻击从表面看来并不注目。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他的整个一生都令自己沉溺在一种敌对和好战的态度中。 　　人类自身当中存在着某种一直起作用的力量，尽管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这些机能隐藏在无意识中，影响他们的生活，有时能造成痛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已对这种病例作为精彩的描述，这成了后来的心理学家所举的奇特事例。在一次社会聚会上，一位贵妇人用嘲弄的口吻警告公爵(小说中的男主角)不要碰翻他身边那个昂贵的中国花瓶。公爵向她保证他会小心在意的。但是几分钟后，花瓶倒在了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没有人认为看到的只是一场意外的事故，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必然的行动，相当符合公爵的整个性格，他认为贵妇人的话侮辱了他。 　　判断一个人时，我们不能仅被他有意识的行为和表现牵着鼻子走。他没有意识到思想和行为的小细节常会给我们提供揭示他真实本质的更好线索。 　　例如，那些常做一些令人不悦的动作，诸如咬指甲或挖鼻孔的人不知道，这些动作暴露出他们是顽固的人，因为他们不理解将他们引向这些癖好的原因。然而，我们完全清楚有这类坏习惯的儿童一定常常受人训斥；如果他受到斥责还不改掉这些坏习惯，那他一定是个顽固的人！如果我们在观察中经验更为丰富，那么通过观察这类能反映整体存在的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就能得出关于任何人的非常深远的结论。 　　下面两个病例将向我们表明，无意识的事件保持在无意识当中对于精神系统是多么重要。人的灵魂有指导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从某种精神运动的出发将必要的东西保留在意识当中。反之亦然，它也使一些东西保留在无意识当中或使它变成无意识，只要这有助于个体行为模式的维持。 　　第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人，母亲头胎出生的儿子，和他妹妹一起长大。他10岁时，母亲去世。从那以后，他的父亲，一个非常聪明、善良、合乎道德的人，成了他们的教育者。这位父亲努力培养儿子的雄心壮志，激励他干一番伟大事业。儿子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发展得非比寻常的优秀。就他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素质而言，总是名列前茅，这令他父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期望儿子在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这段时间，这位年轻人也形成了一些令他父亲担忧并竭力想改变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男孩的妹妹也长大了，并成为他顽固的竞争对手。她也发展得很好，虽然她喜欢用自己的柔弱为武器去获取成功，从而以哥哥的牺牲为代价来提高她的重要性。在家务方面，她相当能干，这使她哥哥很难与她竞争。作为一个男孩，他发现很难在家务事上获得承认和显示其重要性，而这一切在其他领域能轻易获得。他父亲很快注意到儿子过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这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变得愈加明显。实际上，他没有社会生活。他对所有的新相识都怀着敌意。这些相识中如有姑娘，他只会逃离。一开始，他父亲并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迹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儿子的社会反应已达到了闭门不出的地步，甚至随意地散步也令他不愉快，除非是在黄昏将过时分。他变得如此封闭，以至于到最后他甚至拒绝与熟人们会面，虽然他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对他父亲的态度仍是无可指责的。 　　当这种情形发展到没有能使他离家出门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看医生。几次诊断就发现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个男孩认为他的耳朵太小，因此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很丑。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观点被否决，医生告诉他，他的耳朵与其他男孩的耳朵根本没什么不同。而且医生还向他说明，他是想利用这个借口从人群中抽身而退。这时，他又补充说他的牙齿和头发也使他显得丑。这显然也不是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他非比寻常地雄心勃勃。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雄心并相信是他的父亲培养了他的这个性格特征。父亲总是不断地激励他向前，使他能在生活中获得高位。他的未来计划的顶点，就是想要在科学领域扮演英雄角色。如果这个愿望不兼有逃避对人类、对其同伴承担义务的倾向，那么它不会这么值得注意。为什么这个男孩会用这类非常幼稚的理由作借口呢？如果这些理由是对的，就会证明他用警惕、焦虑的态度对待生活是合理的。因为毫无疑问，一个丑陋的人在我们的文明中会遭遇无数的困难。 　　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个男孩带着他的勃勃难心追随着一个特定的目标。以前他总是班上的第一名，因而他想一直保持这个第一。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一个人必须具有专心致志、勤奋刻苦这类素质。对他来说，这一切还不够。他试图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他可能会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既然我要出名，既然我将完全献身于科学事业，那么我必须排除一切不必要的社会关系。”但他既没有这么说，也没这么想。相反，他找到他所谓的长得丑这类无关紧要的借口，并利用这个借口来达到他的目标。对这个无关紧要的事实的重视使它在他的计划中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他真正想做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现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为自己进行错误的辩解，夸大自己的丑陋，从而能够追求自己秘密的目标。如果他说自己希望像一个苦行的隐士那样生活，以实现他保持第一的目标，那么他的心思将被人一览无余，虽然在无意识里，他已决定献身扮演英雄角色的理想，但在意识层面，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他希望冒险牺牲生活中的一切，从而在某一时刻获得这个目标。如果他有意识地想到了这一点，公然拿生活中的一切冒险，以使自己成为科学领域的英雄，那么他无法确信自己能否做到这一切。而借口说自己是个丑陋的人，不敢与人交往则仿佛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任何人公然说自己想永远保持第一，永远最为出色，并乐于为此目标牺牲社交关系的人，都会使自己在同伴的眼中显得荒唐可笑。这将是一个太可怕的想法，一个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想法。有一些想法，人们是不能把它太公开的，这既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男孩生活中的指导思想不得不保持在他的无意识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确定无疑地指出他生活中的主要动机，并且向他指明他不敢正视存在于自身的一些倾向，是由于害怕失去他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当然扰乱了他整个的精神机制。他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现在发生了！他的无意识的思想过程变得清晰而透明！那些以前没有想到的想法、以前不敢保留的思想以及那些一旦意识到就会扰乱整体行为的倾向，现在赤祼祼地摆在眼前。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人们总是紧紧抓住那些使其态度合情合理的想法，拒绝所有可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思想。人们只敢接受那些在自己看来对其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对我们有益，我们就会保留在意识当中；凡是扰乱我们的，就推到无意识深处。 　　第二个病例是一个很能干的男孩，他父亲是位教师，时常激励儿子要在班上力争第一。在此病例中，这个男孩的早期生涯充满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总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出现。他是其所在的社会圈子里一个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并且有几个亲密朋友。 　　在他18岁那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失去了生活中所有的乐趣，心情抑郁沮丧，心烦意乱，极力想从社会中抽身而退。他一和他人建立友谊，马上就会破裂。人人都发现在自己的行为中存在着绊脚的障碍物。然而，他的父亲却希望儿子的封闭生活能使他更认真地投身于学业之中。 　　在治疗期间，这个男孩不断抱怨是他的父母把他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剥夺了，他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而且他现在一无所有，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打发余生。他的学习进度已经变慢，并且在大学的考试也不及格。他解释说他生活中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于一次社会聚会，那时由于他对现代文学的无知，使他成了朋友们嘲笑的对象。这类似经历的重复出现使他开始与人隔离，并给他提供了在社会之外找寻一个位置的机会。他顽固地认为他的父亲该为他的不幸受到指责。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糟糕。 　　这两个病例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的病人由于受到妹妹的阻力而失败；而在第二个病例中，是由于我们的病人对其有过错的父亲的好战态度。两个病人都受着我们所熟悉的称之为“英雄的理想”的思想的指导。他们俩对这个“英雄的理想”是如此陶醉，以至于使他们丧失了与生活的一切联系。他们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宁愿完全从生活的斗争中抽身而退。但我们不会相信第二个男孩将会对自己说：“既然我不能继续这种英雄生涯，那么我将退出生活，在痛苦中打发余生。” 　　确实，他父亲是错的，他的教育也不好。但相当明显的是，这男孩的眼睛只盯着自己所受的不好的教育，不断地抱怨它，因为他想为自己对社会的冷漠找到正当的理由。通过臆断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如此不好，因而从社会抽身而退是这个问题的惟一解放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获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他再也不会遭受更多的失败了，因为他把对于自己不幸的一切责备都归到父亲头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自尊，并且满足他努力追求的出人头地的理想。他认为自己曾经有一个光荣的过去，他现在的成功之所以受到阻碍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所受的不好的教育阻止他进一步发展和获得辉煌的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保留在他无意识中的是像这样的思想线索：“既然现在我正近距离地站在人生的前沿，既然我已意识到不会总是像以往那样轻易获得第一，那么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从生活的战场中完全撤离下来。”但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但却可以这样做，就仿佛他已把这种想法植入了心中。这一切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辩解才能完成，例如这男孩通过不断地责备父亲的教育上的错误而成功地逃避了这个社会，逃避了生活中一切必须作出的决定。如果这条思想线索上升到了他的意识层面，那么他的秘密行为就必然会受到扰乱，因此它总是驻留在无意识当中。他有如此荣耀的过去，谁能说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呢？确实，如果他现在不再成功地取得新的胜利，没有人能责备他了，因为他父亲那种教育的坏影响是不能搁置一边的。这个儿子本人同时是法官、原告和被告。难道他现在要放弃这个有利位置吗？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挥动自己手中握着的控制杆，他的父亲就一定会受到责备。 性格的性质和起源 　　我们所谓的性格特征，是个体试图使自身和他所生活的世界相适应的一些特殊表现方式的显现。性格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和他环境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性格特征。所以，知道鲁滨逊·克鲁索属于哪种类型的性格，几乎没什么意义。性格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个体在他活动的环境中体现的品质和本性。性格也是一种行为模式，根据它，个体将其对自身重要性的追求融进自身的社会感中。 　　我们已经看到，优势、权力和征服他人的目标，是如何变成了指引大部分人活动的目标。这种目标调整着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指引个体多种多样的心理表现进入特殊的渠道。性格特征只是任何个体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外在显现，所以性格特征能使我们从总体上了解个体对他的环境、他的同伴、他所生活的社会以及存在的挑战的态度。性格特征是整体人格用以获得认同和重要性的工具、计谋，它们在个性中的形象就是生活“技巧”。 　　性格特征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继承的，它们也不是先天存在的。它们应被看作是和存在模式相类似的东西，这种存在模式能使每一个人在任何场合毋须考虑就自行其是并表现自己的个性。性格特征既不是遗传能力也不是身心癖性的表现，但它们来自于生活中为维护一种特殊习性的目的。例如，一个小孩并不是生来懒惰，他之所以懒惰，是因为懒惰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使生活变得更为简便的最合适的方法，同时，懒惰也能使他维护自身的重要感。在懒惰模式中，他的权力态度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表现。个体在失败以前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先天的缺陷上，以此挽救他的面子。这种内省的最后结果总是诸如此类的话：“如果我没有这种缺陷，我的能力将卓越发展。但不幸的是，我有这种缺陷！”一个受后天影响的个体，由于他对权力不择手段的追求会卷入一场和环境的持久战，他会发展起任何权力表现以适应这场战斗，像野心、妒嫉、不信任等等。我们相信，这些性格和个性彼此难分，但它们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近来的观察向我们表明，它们已被发现对行为模式是必要和合适的，有时是在生活早期为了某个目标而获得的。它们并不是原初因素，而是次生因素，它们形成于个性的秘密目标。它们必须从目的论的观点来判断。 　　让我们回忆一个前面的阐释，我们已经表明，个体在世界中的生活方式、活动、行为、观点，都和他的目标紧密相联。如果思想中没有一些明晰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思考任何事情，也不能将任何事情付诸行动。在儿童心灵的阴暗背景里，这目标就已经存在，并从他降生伊始就指引着他心灵的发展。它给他的生活以形式和特性，并导致如下的事实：每一个体都有别于其他的个体，是一个特殊的和有智虑的联合体，因为他所有的生活活动和生活表现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独特的目标。认识到这一点是要知道，我们总是能够识别一个人，一旦我们知道他的模式，我们就能在他的行为过程中发现他。 　　就精神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论，遗传扮演着相对不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和现实相关联的论据可以支持从遗传获得性格特征的理论。如果你调查某人精神生活的任何特殊现象，并追查到他人生的最早年代，事实上，一切都像是遗传。在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中会有共同的性格特征，其理由简单地存在于如下的事实中：个体依靠募仿或在他自己与他人活动认同的进程中获得性格特征。在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存在着某种现实、某种特质、某种表现和某种形式，它们在我们的文明中对所有的青少年都有特殊意义。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诱发募仿。因此，对知识的渴望——有时表现为一种看的欲望，能够使那些有视觉器官缺陷的儿童产生好奇心这种性格特征，但是，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并没有必然性。如果这个儿童的行为模式需要的话，这相同的对知识的渴望可能发展起另一种相当不同的性格特征。同一儿童可能依靠研究所有事物，并把它们拆开，或把它们拆成碎片来自我满足。否则，处在别的情形下，这样的儿童就可以成为书呆子。 　　用非常相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评估那些听力有缺陷的人的不信任感。在我们的文明中，他们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中，他们用一种特别敏锐的注意力感受着那种危险。他们也暴露在嘲弄、歧视中，而且经常被视为残疾人。这些是不信任的性格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既然聋子被排斥在许多赏心乐事之外，那么，他们对这些赏心乐事怀有敌意就不足为奇了。那种认为他们生来就具有不信任性格的假设是毫无理由的。那种认为犯罪性格是与生俱来的理论，同样也是错误的。有人或者会提出在一个家庭里会发现许多罪犯的说法来反驳，但事实却是：家庭对世界的传统看法和态度，以及坏的榜样在这些事例中起着相同的作用。这些家庭的儿童从童年早期起就受到教育：偷窃是谋生的一种可能。 　　用非常相似的方法，我们可以思考对承认的追求。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面对如此众多的障碍，以至于没有儿童的成长不曾有过对一些重要性形式的追求。这种努力追求的形式是可以互换的，每一个人用个人的方式处理他个人的重要性问题。那种认为儿童在性格特征上和他们的父母相近的主张，很容易地由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在追求重要性中，儿童抓住了他环境中一些已经获得重要性并受人尊敬的个体榜样，并以之作为理想的模式。用这一种方法，每一代人向祖先学习，并用在权力的追求中所导致的最大困难和复杂性来维护所学到的东西。 　　优势目标是一个隐秘的目标。社会感的存在阻止它的公开发展。它必须在秘密中滋长并将自己隐藏在友好的面具下！我们必须重新证明，如果我们人类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它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的繁盛地滋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眼睛明亮，并能更好地洞悉邻人的性格，然后，我们将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并且同时以能使他人更难于表达他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如果他这样做，他将得不偿失。处于这样的环境下，笼罩于面纱下的对权力的追求将消失。因此，我们将进一步洞察这些关系，并使用我们已经获得的实验数据，这将使我们获益菲浅。 　　我们生活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下，因此对生活的正确教育显得极为困难。学校教育这种发展心理敏锐性最为重要的方法已经为人们所拒绝，直到现在，学校的惟一价值只是把生硬的知识材料摊开在儿童面前，并允许他们消化那些他们能够和愿意消化的东西，却并不特别去激发他们对知识的兴趣。甚至就是有足够多的这样的学校，也都只是一个美好而不能实现的愿望！这种人性理解的最重要前提，迄今为止仍被人忽视。我们也在旧式学校里学到测度人性的标准。在这儿，我们学会把好人和坏人区分开来，并学会辨别他们。我们所没有学会的东西是如何修正我们的概念，结果，我们带着这种缺陷进入生活，至今仍在这种缺陷下煎熬。 　　作为成年人，我们依然使用我们孩提时的偏见和谬误，就像它们是神圣的法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被投入到错综复杂的文化困惑之中；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假定的观点——它假定对事情的真正认识就像它们的本来面目那样——将是不可能的。在最后的分析里，我们解释一切事情既从我们个人自尊心加强的观点出发，也从使我们个别人变得更为有权力这一结果出发。 隐遁 　　隐遁和隔离有多种表现形式。使自己与社会隔离的人少寡语，或者沉默无语；不正视他人的眼睛；听而不闻，或在别人说话时不专注倾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甚至在最简单的社会关系中，他们表现出一种冷淡生硬的态度，这使得他们与其同伴有所区别。这种冷若冰霜的态度可见于他们的举止行动、他们握手的方式、他们说话的音调，以及他们招呼人或者拒绝招呼人的方式上。他们的每一姿态似乎都在他们自己和同伴之间制造一种距离。在这所有的隔离方式中，我们都发现有野心和虚荣的潜流。这些人想靠强化自己与社会的差别来抬高自己，而他们至多只能得到一个想象中的胜利。在这些离群索居者貌似无关痛痒的态度中，好战与敌对是明显可见的。隔离也可能是一个较大群体的性格特征。人人皆知，整个家庭都与外界隔绝、关心闭户、谢绝来客的情况实不算少见。他们的敌意，他们的自负以及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好、更崇高的信仰是明白无疑的。隔离也可能是一个阶级、一个宗教、一个种族或国家的性格特征。有时，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走在一个陌生的城镇里，看见那里房屋住所的建筑结构清楚地标明了那些将自己与他人区分隔离开来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种渊源悠久、根深蒂固的倾向将人分为相互隔离的国家、宗派和阶级。由此而产生的唯一结果，及是各种老朽无力的传统之间的相互冲突，它使一些人能够进一步利用潜在的矛盾使群体间相互搏杀以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这样一个阶级或个体自认特别优秀，极高地估价自己的精神，并且主要沉醉于展示他人的弊病。这些优胜者费尽心机地挑使阶级间或国家间的摩擦，主要是为了增强他们个人的虚荣。如果发生了不幸事件，诸如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他们决不会因为挑起了这些事件而自责。在自己的不安全感的驱使下，这些惹事生非者企图以他人的代价来换取自己超越感和独立感的实现，而隔离同时也是他们悲哀的命运和他们狭隘的天地。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文化及文明中，他们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 焦虑 　　恨世者的性格常带有焦虑的色彩。焦虑是一个极其普遍的性格特征。它从生到死地一直伴着人，使他苦难深重，使他无法和其他人保持联系，毁掉他创造一个宁静生活或对世界作出有益贡献的希望。每一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包含有恐惧。有人可能会害怕外部世界，也有人可能害怕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有人因害怕社会而躲避它，也有人因害怕孤独而躲避孤独。在焦虑者中间，我们总能发现为众人所熟知的那种想自己多于想同伴的人。人一旦确立了他必须躲开生活中一切障碍的观点，我们就可从其焦虑的外表上随时看出这一点来。有的人在开始任何一件事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总是焦虑，不管这件事仅仅是离家出门，还是告别朋友，寻找工作，抑或者坠入情网。他们与生活、与他们的同伴联系太少，因而情形稍有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人格的发展，他们的为公共福利作出贡献的能力严重地受着这一性格特征的妨碍。他们并不一定表现出恐惧战慄、转身而逃的倾向。他们只需要把脚步放得更慢，只需要找出各种各样的托辞借口就行了。一般地，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个体并不知道每当新形势出现，他的焦虑便也跟着出现了。 　　有趣的是：我们经常发现一些总在想过去或考虑死亡问题的人。想过去是一种不算突出的因而也是深受喜受的自我压迫的方法。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是为逃避一切责任与义务而寻找借口的人的特征。他们夸张地强调，万事皆空，生命短暂，未来难测。天国及来世的安慰有着类似的功效。对于其真正目标在于来世的人，现世生活完全是多此一举，没有价值。第一类人回避所有的检验，因为他们的野心阻止他们去接受检验——那样将会暴露出他们所真正追求的价值。在第二类人中，我们清楚地发现，也是这同样的上帝、同样的超越他人的目标、同样的抬高自己的野心使得他们不能适应生活。 　　焦虑的最早的原始形式，可见于一旦形单影只便会瑟然发抖的儿童身上。但即使有人来到这些儿童的身边陪伴他们，他们的愿望却仍然始终无法满足；他们利用别人的这种陪伴是另有企图的。如果母亲走开，留下他一个人，他就会满怀焦虑地把她叫回来。这一举动证明一切仍原封未动。事实上，母亲在这里或在那里并不重要，这个儿童更为关注的仍是借此让她待立左右，并支配她。这表明我们没让儿童养成独立的精神，而是通过对待他时方法上的错误给了他机会，使他学会了怎样让人待候他。 　　儿童的焦虑表现是尽人皆知的。在黑暗或夜晚使他们与其环境或亲爱者的联系变得更加困难时，这种表现万为明显。但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焦虑的哭闹又把这被夜晚隔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如果有人匆匆奔到这个儿童身边，我们上面描述过的那一幕通常就会发现。他会叫人把灯打开，陪坐在他身边，和他玩耍，诸如此类。只要我们照办，他的焦虑便会云消烟散；而一当他的优势感受到威胁，他又会变得焦虑起来，并通过焦虑来巩固他的居高临下的地位。 　　在成人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现象。有些个体不愿意单独出门，在街上，因为他们焦虑的姿态以及四处扫荡的焦虑目光，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在街上四处走动；另一些则沿街疾走如飞，仿佛有敌人在后面追赶。有时我们会碰见一个属于此类的女人，请我们扶她过街；而她并非身虚体弱、疾病缠身的伤残者！她能轻松地走路，通常也很健康，但一遇到微不足道的困难，她就会产生焦虑和恐惧。通常，他们刚一走出家门，焦虑和不安全感便产生了。广场恐怖症，或者说对空旷地带的恐惧，就是这有趣的一种。这种病的患者总感觉在周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敌对的迫害，他们相信有某种东西使他们完全有别于他人。害怕摔倒(在我们看来，这仅仅意味着他们觉得自己被举得很高)就是他们这种态度的一种表现方法。在恐惧的病理形式中，可能看到同样的追求权力和优越的目标。对于很多人来说，焦虑仍是一种迫使他人与他们形影相随、寸步不离的显而易见的手段。在此情形下，我们看到，别人要是离开了房间，他就会重新被焦虑所吞噬！所有的人都必须使自己服从于这个病人的焦虑。于是，一个人的焦虑就这样将一种法律强加给了整个的环境：每个人都必须到病人这里来；而病人无须到任何人那里去，他成了支配其他所有人的皇帝。 　　要消除人的恐惧，只能依靠将个体与人类维系起来的纽带。只有那些有意识地使自己从属于人类兄弟情谊的人，才能毫无焦虑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让我们附加上一个1918革命(奥地利革命)时期的有趣实例。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些病人突然宣布他们不能去参加心理咨询了。当被问及原因时，他们回答说，主要是这样的：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谁也难说会在街上遇到些什么人；如果再穿得比别人好，那就更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了。 　　在那些日子，人们的沮丧心情当然是很沉重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这些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只有这些人会这样想呢？他们这样做绝非偶然。他们的恐惧是他们从未与人有过任何接触的结果。因此，他们在革命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就会感觉自己不够安全；而其他一些人则因为感觉自己属于社会，便不觉得有什么焦虑，仍旧从事着各自的行道。 　　胆怯是焦虑较为温和的一种形式。我们就焦虑所说的一切都适用于胆怯。不管你让儿童处身于其中的关系是多么简单，胆怯都会使儿童避开一切接触，或破坏刚建立起来的关系。自卑感和与他人有所区别的感觉，妨碍了这些儿童在建立新的联系中求得快乐。 软弱 　　软弱是这样一些人的性格特征：他们感觉自己所面对的一切工作都特别困难，对于自己成就任何事情的能力毫无信心。通常，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在行动滞缓这一形式上。这样一来，个体与其将接受的考验或将完成的工作之间的距离不但缩小得极慢，而且还可能完全保持不变。那种“正做不做，豆腐放醋”的人，就属于此类。这类个体突然发现他们完全不适合于自己所选择的职业，或者想方设法寻找借口来抵消自己的逻辑感，使得从事这一职业最终成了不可能。除了行动缓慢以外，软弱还表现在处处设防，在安全措施和做事的准备方面都过分小心；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个体心理学将适用于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的种种问题称之为“距离问题”。它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用此观点毫不偏离方向的判断一个人并测出他与人生三大问题的解决之间的距离。这些问题是：他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的解决，即“我”与“你”的关系——是否以近似正确的方法培养了自己和同伴间的联系，或是否妨害了这种联系；另外两个问题是他的职业与工作问题以及恋爱与婚姻问题。根据失败的程度，根据某一个体与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就他的人格得出意义深远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利用如此得来的资料，帮助我们理解人性。 　　如上所述，在性格软弱的情形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点是个体想要或多或少地拉开他与其工作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愿望。然而，除去上述灰暗的悲观主义以外，还有光明的一面。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的病人完全是因为这光明的一面才选择了他目前的位置。如果他毫无准备地去做一项工作而又干糟了，那是因为情有可原，他的人格感和虚荣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伤害。这样一来局面就变得安全多了。他就像一个走钢索的人，知道身上有个大网，如果摔下去，有网接着。如果他在未经准备的情况下去干一件工作而未能干好，他的个人价值感便不会受到威胁，因为他可以罗列出一大堆妨碍他顺利完成工作的理由。如果他不是开始得太迟，如果他有更好的准备，那成功就将不在话下。因此，要受责怪的不是人格上的缺陷，而是环境的恶劣使他无法期望承担责任。而他要是获得了成功，这成功就会使他更显得光彩照人。如果一个人勤勉尽职地工作，谁也不会因工作的顺利完成而感到惊奇，因为这个成功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如果他动手太迟，拖拖拉拉，或全无准备，虽仍旧如期地解决了问题，那人们对他就得另眼相看了。他仿佛成了一个双重的英雄，事半功倍地完成了别人可能事倍功半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些就是精神迂回战的优势所在。但这种迂回态度不但暴露了野心，还暴露了虚荣，同时让人发现他喜欢扮演英难角色，至少为自己扮演；这样他便能得到一些特殊权力的表象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些希望逃避上述问题的个体。他们为自己制造一些障碍，以达到不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至多以一种非常犹豫的态度去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他们的迂回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怪癖，诸如懒惰，消极怠工，频繁更换工作、犯罪等等。一些人从其外部姿态上表现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他们的步态飘柔圆通，就像蛇一样。这当然不是出自偶然。我们可以较为保守地评估他们：这是些想靠绕弯子来回避困难的人。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切。有这样一个男人，他坦率地表示对生活的不满，因为厌倦了生活。他一天到晚都想的是自杀。什么也不能使他快活，他整个的态度表明，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心理咨询表明，他家有三兄弟，他是最长的一个。他父亲是个志向极为远大的人，他不屈不挠，充满活力地工作了一生，成就了相当的事业。我们的病人是他父亲最喜欢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继承父业。这孩子的母亲死得很早，但很可能是因为他得到了父亲很好的保护，所以他和继母处得十分融洽。 　　作为长子，他不加任何批判地崇拜权力和力量。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色彩。在学校，他是班长，毕业以后干上了父业，对与他发生接触的人他总做出一副自己是施舍者的姿态。他总是轻言细语，像个朋友；他待工人们很好，付给他们最高的工资；对于合理的请求，也总是有求必应。 　　但在1918革命以后，他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抱怨说，工人们不守规矩秩序的行业使他非常痛苦。从前，他们想要什么总是请求他，而现在他们是要求他。他感到切肤之痛，以致极想关门停业。 　　在此，我们看到他绕了一个大弯子。总的来讲，他是一个用心良好的经理，但当他的权力关系受到触动时，他便无法公道行事了。他的哲学不但妨碍了他工厂的经营，而且还妨碍了他个人生活的进行。如果他不那么雄心勃勃地要证明他是自己房子里的主人，那他在这方面还能让人接近，但是对于他唯一重要的是以个人权力支配他人。社会与商业关系的逻辑性的发展，使这种个人支配实际上成为了不可能。结果，他的整个工作都不能给他带来欢乐，他的关门大吉的倾向既是对其难以驾驭的工人的一种进攻，又是一种抱怨。 　　现在，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其虚荣了。整个局面的矛盾抵触立刻对他产生了影响。由于他的片面发展，他已失去了改弦易辙和确立一个新的行动原则的能力。他没有能力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权力和优越。为达此目标，他让虚荣成了他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征。 　　对他的生活关系的调查使我们发现，他的社会关系极不健全。集聚在他周围的都是此承认他的优越并服从他的意导的人，这早在意料之中。与此同时，他那张尖酸刻薄的嘴从不饶人，加以他极其聪明，因此时常说出些一语破的但却于人有损的话。他的冷嘲热讽很快就使他的朋友们纷纷离开了他，从此他再没交上一个朋友。他用其它各种各样的娱乐来补偿他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不足。 　　但是，当他面临爱情、婚姻的问题时，他人格的货真价实的失败才算拉开了序幕。在此，我们轻易就能料到他将遭遇的命运。因为爱情需要有最深刻、最同伴式的感情联系，它不容许专横傲慢的欲望。既然他向来都是支配者，他对婚姻伴侣的选择就必须与他的愿望相切合。专横傲慢、渴望优越的人是绝不会选一个弱者作其爱情伴侣的；他要寻找一个必须被征服后再征服的人，这样每一次新的征服意味着一次新的胜利。这样，两个性格类似的人便被连在了一起，而他们的婚姻就成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战斗。这个男人选了一个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他更专横傲慢的女人做他妻子。与他们的原则相称，他们俩都必须抓住每一种可能的武器，以维持其支配地位。因此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却又不敢离婚，因为在这婚姻的战场上他们谁都不愿鸣金收兵，都想获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的病人在这时所做的一个梦很难说明他的心情。他梦见他正和一个女仆模样的年轻姑娘说话，那姑娘有些像他的会计员。他在梦中对她说：“但是你瞧，我有贵族的血统。” 　　他梦中的思想过程并不难理解。其一，是他对其他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他眼里，人人都像是仆人，没有教养，层次低下，女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们必须记住他与他妻子正处于僵持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梦中这个女人就是他妻子的象征。 　　谁也不理解我们的病人，他对他自己又最不了解，他成天高昂着头，傲慢无礼地进进出出，为他的虚荣目标而奔波着。他不但与社会隔离，而且还自命不凡，要别人承认他的贵族血统，虽然他与贵族血统是风马牛不相及。与此同时，他把其他人贬得一钱不值。这样的生活哲学没有给爱和友谊留下任何余地。 　　个体为这种精神迂回寻找的借口和理由通常都很有特色。一般地说，这些理由本身都是极其合乎情理和可以理解的，只是这些理由并不适合于目前的情形，而只对其它情形适用。比如，我们的病人发现，他必须致力于教化社会。他加入了一个慈善团体，却把在那里的时间耗费在喝酒、打牌等毫无意义的活动上。他认为，这是他唯一能够结交朋友的方法。结果他很晚才回家，第二天又累又困地说，一个人若想致力于教化社会，那至少俱乐部一类的地方是不应去的。如果他同时也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的这番话也算经受了考验。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虽然他口口声声要致力于教化社会，行动上却推三阻四，什么正经事也不作。可见即使他的论据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是错误的。 　　这显然证明，使我们偏离正常发展方向的不是我们的客观经验，而是我们个人对事业的态度和估价，是我们估价和掂量这些事件的方式。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类的全部错误。这一病例以及类似的病例就显现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和进一步犯错误的可能性。为了了解某一个体的错误，我们必须努力审视连同他全部行为在内的他的论据，也只有这样才能用适当的办法克服这些错误。这一过程与教育极其相似。教育也不过就是对错误的纠正。为达此目的，就有必要了解循着错误的方向行进的错误的发展是怎样以错误的解释为基础走向悲剧的。我们应当钦佩古人的智慧，他们发现了这一事实，或者说对这一事实有所预感。这种发现和预感集中地表现在复仇女神涅墨西斯身上。个体因其错误的发展而遭受的不幸清楚地表明，这是他崇拜个人权力不顾公共利益的直接结果。这种对个人权力的崇拜迫使他以迂回的方式接近其目标，使他不考验其同伴的利益，而其代价就是对失败的不断恐惧。在他发展的这一阶段，我们通常发现有神经性疾病或症状出现，其特殊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妨碍个体完成他的工作。这些症状向他表明，根据经验，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潜藏着极大的危险。 　　对于遁世者，社会没他们的容身之地。为要加入游戏，就得要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屈从性，就得要助人为乐，而不仅仅是为了支配的目的而跻居前位。我们许多人在自己身上，也在我们环境中的其他人身上观察到了这一法则的真实性。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个体，他们走家串户，彬彬有礼，从不妨害他人，独不能暖人心怀，因为他们对权力的追求阻止他们这样做。毫不奇怪的是，别人也不能对他们暖心热肠。某一属于此类的个体可能坐在餐桌旁，一言不发，外表上毫不显露一点幸福的痕迹。他喜欢在公开场合进行讨论，并可能在枝节问题上显现出他的真实性格。比如，他可能竭尽全力证明他是正确的，即使他对错与否别人全不在意。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只要他被证明为正确，而别人被证明为错误，他马上就会把他使用的论据作为一钱不值的东西弃之不顾。但就在这迂回点上，他会再一次显得令人费解，他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倦，常常来去匆匆，手忙脚乱，却又什么事也没有做；他无法入睡，浑身瘫软无力，浑身都不舒服。总之，我们只听到他不停地抱怨，但却说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病人，一个“神经过敏者”。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诡诈伎俩，是他想把他的注意力转开，想要对他所惧怕的事实真象闭而不见。他选择这些武器绝非偶然。想象一个对黑夜这种普遍现象深感恐惧的人所进行的顽强抵抗吧！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时，可以确信无疑地说，他从来就没有与人生达成一致，从来就未能接受生活在地球上这一事实。除了摆脱黑夜外，什么都不能满足他的自我！他要求这成为他适应正常生活的不可更改的条件。但提出这一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又正好暴露了他的不良用心！这是一个只对生活说“不”的人！ 　　所有这类神经质的表现都起源于神经质的个体被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所吓倒时，而这些又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罢了。这些责任、义务一经出现，他就开始寻找借口，要么就延缓面对困难的步伐，要么就找个情有可原的理由彻底避开。就这样，他同时避开了维持人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职责，不但因此伤害了他直接的环境，而且从更大的关系来看伤害了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更了解人性，而且能够牢记导致这些悲剧结果的可怕的因果关系，我们可能早就成功地阻止了这些症状的出现了。显然，反抗人类社会的必然的内在法则是不值得的。但由于这当中的时间跨度以及可能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我们极少能够把这种犯罪与其应得的惩罚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并从中得出富于启发性的结论。只有让一个人整个一生的行为模式展现在我们眼前，并透彻地对这个人的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地洞察到这种关联，并指出最初的错误是什么时候犯下的。 未驯化的本能与不良表现 　　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不文明或缺乏教养的性格特征。咬指甲、挖鼻孔，在饭桌上狼吞虎咽、给人以饿鬼抢食的感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当我们看见一个人饿狼般地进食，并且知道他的贪婪是没有什么羞耻感可以阻止得了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表现给人的印象。听他吃得多响！大口大口的饭菜一转眼就消失在他那肠胃的深渊之中！他吃的速度多惊人！饭量有多大！而且总在不停地吃！我们不是都见过那些一刻不吃东西就难受得要死的人吗？ 　　另一种不文明的表现是龌龊和杂乱无章。工作繁多的人的不拘形式或正在拼命工作的人可能有的散乱在此不包括在内。我们指的这种人通常都游手好闲，更谈不上从事有益的工作，他们的外表总是极不整洁、又脏又乱。这些人似乎是有意要破坏环境，冒犯他人，他们的性格特征与他本人是如此难分难解，以致我们一想到他们就不能不同时想到他们的种种性格特征。 　　这些只是不文明者的一些外部特征。这些特征向我们表明，他们不愿意规规矩矩地加入游戏，实际上只想与其他人分道扬镳。具有这些以及其它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人使我们认为他们对其同伴并无多大用处。不文明行为大都始于孩提时代，因为几乎没有儿童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但有些成年人却没能克服这些儿童特征。这类表现的根本所在或多或少地都表现出这些不文明者不愿与其同伴接触往来的倾向。每一个不文明的个体都希望能远离生活，都不愿意合作。对于要他们改掉这些不文明习惯的苦口婆心的规劝，他们总是不闻不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人不愿意在生活中按规则加入游戏时，他咬指甲、挖鼻孔等等实际上就都是对的了。确实没有更好的躲避他人的办法了。要达到这一目的，再没有更行之有效的办法了，所以他的衣领总是污黑油腻，所以他的衣服总是洒斑点点。除了总是这种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他招来更多的批评、谴责和更多地吸引他人注意呢？还有什么能使他更顺水推舟地逃离爱情和婚姻的途径呢？自然，他会在竞争中失利，但他同时又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他可以责怪他的不文明。“如果我没有这个坏习惯，我什么事都能干成！”他义正辞严地大叫，但接着就轻言细语地补充说：“然而，不幸的是，我有这些坏习惯！” 　　让我们来讲一个病例。在这一病例中，不文明的行为成了一种自卫工具，并被用来压迫其环境。这是一个尿床的22岁的姑娘。她是家中排行倒数第二的孩子，因为她体弱多病，所以享受着母亲的特别的关注。她对母亲也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她想方设法地让母亲白天黑夜地守在她身边(白天就靠焦虑，夜晚就靠惊恐万状和尿床)。开初时，这一定于她是个胜利，是对她虚荣的一种奖赏。她靠着这些不良行业，成功地把母亲留在了她身边，当然是以其兄弟姐妹的牺牲为代价了。 　　这姑娘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她怎么也不能交上朋友或进入社会。当不得不离家出门时，她就显得特别焦虑；甚至在长大以后不得不在傍晚出门办点小事时，在夜色中独自行走对她都是苦不堪言的事。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满脸焦虑，向家人述说她在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危险。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这姑娘想一直留在她母亲身边。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家里只好给她找了一个工作。最后，她几乎是被赶出家门去上班。但是仅过了两天，她尿床的老病病又犯了，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雇主很是为她感到恼火。她母亲弄不懂她的病的真正含义，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于是，这姑娘便企图自杀，并被送进了医院，这下她母亲向她发誓，再也不离开她了。 　　她的尿床、对黑夜的惊惶失措、害怕独自一人，以及自杀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指向着同一个目标。在我们看来，这一切意味着：“我必须留在母亲身旁，或者母亲必须时刻关心我！”这样，她的尿床这一不文明行为便有了健全的意义。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这些坏习惯对他作出判断。同时，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根据他的来龙去脉彻底地了解了他以后，才能纠正这些错误。 　　总的说来，我们常发现儿童的不文明行为和坏习惯意在要得到成人的注意。想扮演重要角色或想让父母看看他们多软弱、多无能的儿童通常会利用这些行为和习惯。到陌生人家去玩时儿童表现欠佳这一普遍性特征也含有相似的意义。有时候最有礼貌规矩的儿童在客人进屋时都会像鬼魂附了体一样，极尽调皮捣蛋之能事。他想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其目的以某种满意的方式达到方肯罢休。这种儿童长大以后，会以这类不文明行为来逃避其社会责任，或者靠着给他人添设障碍物而破坏公共福利。在这所有的表现后面隐藏着的是专横傲慢、野心勃勃的虚荣；但由于这些表现五花八门，形式各异，并经过很好的伪装，所以我们很难清楚地发现其诱发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 欢悦(cheerfulness) 　　我们曾请大家注意过这样一个事实，即知道了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人，服务于他人和给他人带来欢乐，我们就可以测量出这个人的社会感。给他人带来欢乐的才能使一个人显得更加妙趣横生。喜气洋洋的人比较容易接近我们，我们则认为他们在感情上更富于同情心。我们似乎完全凭直觉本能地觉得：他们这种性格特征，表明他们有高度发展的社会感。这些人满面喜色，从不愁眉紧锁，心事重重；从不将自己的忧郁推御到别人肩上。与他人同事共处时，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欢悦去感染他人，使生活显得更加美好，更有意义。我们可以感觉炝们是此好人，不但通过其行动，而且通过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他们的说话方式、对他人利益的关注，以及他们的衣着服饰、举止风度、其乐融融的情感状态和笑声等外表上看出这一点。高瞻远瞩的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较之于令人乏味的心理研究，我们能从一个人的笑来更好地理解他的性格。”笑能联系人们，也能破裂人们的联系。我们都曾听到过那些幸灾乐祸者带有挑衅性的笑声。有些人完全无法笑，他们远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固有的纽带，因而失却了带给他人欢乐以及使自己欢乐的能力。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完全不能使别人开心愉快。在生活中，他们所到之处都阴云密布，使人人都面带苦相。他们之于天地之间似乎就是为了要熄灭所有欢乐的灯。他们从无盈盈笑脸，只是在不得不笑或想给人以欢乐赋予者之假象时，才强作笑颜，蒙混过关。我们就是这样理解同情与厌恶等感情的神秘性的。 　　站在这种推己及人，富于同情心的反面的，是那些以败坏他人兴致、泼冷水为乐事的人。他们把世界描绘成忧伤与痛苦的无边苦海。他们似乎不堪重负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们夸大每一个困难，仿佛未来一团漆黑，令人沮丧；而在别人喜天乐地时，他们总要在一旁作出些悲哀凄凉、大祸将至的预言。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悲观论者，不但对于他们自己是如此，对于其他所有人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周围有谁得到了幸福，他们便焦躁不安，并企图在别人的幸福中找到预示不幸的阴影。他们不但用语言而且还用干扰的行动去促成这种不幸，他们希望以此阻挠别人幸福地生活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思维过程与表达方式 　　有一些人的思想过程与表达方式有时候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以致我们不可能感觉不到这点。他们思想、说话的方式使人感觉在其思想的地平钱上飘动飞舞着的全是些至理明言或者说金玉良言。他们一张嘴，我们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们听上去就像本廉价小说，满嘴里翻出的都是从三流报纸上学来的劣等的警句格言；另外，他们的和衣而卧还充斥着俚语行话或技术性词汇。这种表达法可以使我们对人有更好的理解。他们那些想法和词汇，有许多是人们不曾使用或不能使用的，这类粗鄙庸俗、低级趣味的话语有时连他们自己都惊诧不已。这证明他们在使用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时，想象不到他人对此可能产生的判断和批评。他们在回答每一个问题时，用的都是不经思索便从脑子里冒出来的从小报或电影上学来的俚语行话或技术性词汇一类的陈词滥调。无庸赘言，这些人不能以别的方法进行思维，而他们现在这种思维方式恰好证明了他们精神和智力的迟钝。 学童的不成熟性 　　我们常遇到这样一类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发展在小学生阶段便已终止，而始终没有能够达到“中学生”阶段。他们在家中、在工作时以及在社会上的表现都和小学生一样，一边急切地倾听，一边寻找机会发表见解。他们在社交聚会上总是急于想回答别人所提出的问题，仿佛想让每一个人都明白他们对此话题略知一二，并等待着别人给他们打个高分。这些人的关键在于，他们只在某些确定的生活形式中才有安全感。一旦发现在自己所处的情境中，小学生那一套行为方式已经不够用，他们便感到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这一性格特征可见于各种知识阶层。在不能取得共鸣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显得枯燥乏味、严肃古板和难以接近；或者竭力要扮演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角色，仿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他们事先就知道的某些基本原理、某些不变的规律和公式中推演出来一样。 买弄学问的人与坚持原则的人 　　这种迂腐的、学究气的人竭力想根据一个他们认为颠扑不破的原理去对所有的活动和所有的事件进行分类归整。他们坚信这一原则，谁也不能使他们放弃它；而只有一切按此原则办，他们才会感觉如意顺心。他们是彻底枯燥乏味的迂夫子。我们认为，他们由于深切的不安全感，而觉得必须把全部的生活压缩精简为若干规则、定式，以免自己被生活所吓倒。当面对着一个没有规则、定式的情势时，他们只能转身逃跑。如果别人所玩的是种他们不精通熟练的游戏，他们就会感觉受了侮慢而满心不悦。毫无疑义，用这种方法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权力。比如，那些数不胜数的反社会的“拒服兵役者”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些过分有良知的人的动机是无限的虚荣和无止境的支配的欲望。 　　即使这些枯燥乏味的人是些埋头苦干的优秀工作者，他们的迂腐也是明显可见的。他们毫无独创性，兴趣范围极其狭小，满脑子的奇思怪念产异想天开。比如，他们可能形成一个这样的坏习惯，总走楼梯的外侧或人行道的裂缝处。他们从不肯离开自己熟知和习惯了的领域。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没有什么同情心，为了找到他们的原则，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并且或迟或早将变得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环境格格不入。当他们所不习惯的新情况出现时，他们便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应付新情况的准备，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坚信“无规矩不足以成方圆”，因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缘故。从宗教上讲，他们也回避所有的变化。他们甚至在适应了冬天以后便难以适应春天；来到温暖、开阔的旷野，他们也会感到害怕，只有借助于他人的陪伴。这些就是抱怨春天的来临使他们感觉不适的人。他们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适应新情况，因此，他们总选择那些不需要多少主观能动性的工作。除非他们让自己有所改变，否则便永远得不到职务或工作岗位的升迁。这些性格特征并非遗传得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一种对于生活的错误态度，这错误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灵魂之中彻底控制着他们的人格，以致到了最后使他无法摆脱这些盘根错节的偏见。 顺从 　　奴性十足的人同样不能很好地适应需要能动性的工作。在服从别人的命令时，他们才感到心安理得。奴性十足的人依照别人的规矩、法则生活，并且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就选择了不需要独立精神的工作。这种奴隶式的态度表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从那缩手缩脚、弓腰低头的姿态上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态度。他们在别人面前点头哈腰，侧耳细听别人说出的每一句话，并不是为了要掂量、考虑，而是为了很好地执行这些命令，所谓正确理解上司意图。他们认为作出一副顺从的样子是一种荣誉，这种想法有时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真正的欢乐就在于顺从于他人。我们的意思绝不是说总希望支配他人的人才是理想的类型，只是想说明那些只有在顺从中才能找到其人生问题之真正解决方法的人的生活中的阴暗面。 　　可以说，有许多人都认为顺从乃是生活的一条法则。我们指的并非仆人阶层，而是指的女性。很多人认为，女人之必须顺从是一条虽未成文但却根深蒂固、无可改变的法律。他们认为，女人存在的目的就是顺从。这些观点毒化、破坏了人类的所有关系，然而对这些观点的迷信仍难以被根除。甚至在女人中也有许多人相信她们必须温良顺从并认为这是一条永恒的律法。但我们从未看到过任何由此观点中得益的情况。迟早都有人要抱怨说，倘使女人不是像这样温良驯服，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一些。 　　下面这个实例将向我们表明，即使顺从并不一定导致人类灵魂的反抗，一个温顺驯服的女人或迟或早也会变成一个富于依赖性的、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人。这个女人因爱情而嫁给一个名人，她和她丈夫都同意上述的教条。渐渐地，她完全变成了一部机器，除了没完没了地服侍丈夫，履行其在家庭中的责任义务外，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周围的人也习惯了她的千依百顺，从不提出任何异议，但却没有任何人从她的默默无言中午到过任何好处。 　　这个病例并未造成更严重的障碍，因为它产生了较有文化教养的阶层。但对于大多数女人而言，顺从乃是她们自不待言的命运，我们由此可以意识到在此观点中潜藏着多大的冲突的可能性。当丈夫将这种逆来顺受视为天经地义时，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引发冲突，因为实际上这种完全的顺从是不可能办到的。 　　有些女人因顺从已成为自己的天性，所以要选择专横傲慢、残忍成性的人做丈夫。但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或迟或早都会发展为公开的对抗。有时我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些女人有意要使女人的温良顺从显得荒唐可笑，并证明它是一种愚蠢行为！ 　　我们知道应如何摆脱这些困难。一男一女要生活在一起，就必须以伙伴式的劳动分工为条件，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对方的征服。如果这暂时还只是一个理想，它至少为我们测量某一个体的文化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标准。顺从不但在两性关系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女性对于男性所给予她们的重负，是历经苦难而难以摆脱的)，而且也在国际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古代文明将其整个的经济制度都建筑在奴隶制之上。也许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奴隶们的后代。何况，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在彼此的绝对对立和陌生中，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今天，实际上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种姓等级制度仍旧占有一席之地。顺从的原则以及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的原则也仍然存在，并且随时都可能导致产生出某种类型的人来。在古时候，人们习惯于认为，工作是奴隶们干的低人一等的事，而主人则无需在普通劳动中弄脏自己的手脚，他只需要发号施令并拥有一切有价值的性格特征就行了。统治阶级由“出类拔萃”者组成，希腊语中的“Aristos”就能说明这一点。贵族政治(Arisocracy)是“出类拔萃”者所操纵的政治，而“出类拔萃”者是完全由权力来决定的，与美德和品行毫无关系。只有奴隶才有必要在美德方面接受审察，才有必要接受分类鉴定；而拥有权力的是贵族。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观念仍旧受着旧有的奴隶制与贵族制的影响。人类应变得更加亲密无间的必要性本已使这些制度变得毫无意义。但伟大的思想家尼采却仍在鼓吹出类拔萃者的统治，以及芸芸众生者的屈从。今天，要在我们的思想过程中消除主人与仆人这种劳动分工的影响并达到人人平等，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人人平等这个观念本身就已经是朝前迈进了一大步，它能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致于在行动上犯太大的错误。有的人虽然奴性入骨，甚至要别人原谅他们自己的存在本身，但我们不能被表象所迷惑，而认为他们乐意这样干。其实总的来讲，他们中大多数人往往觉得自己很是不幸。 专横 　　与上述奴性十足之人相对的，是占有支配地位、急于在人生中唱主角的专横者。在生活中，他们关心的只是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这种角色在生活中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望。在一定程度上，专横者的角色是有用处的，只要它不带有太多敌意和侵略行为。每当我们需要一个发号施令者的时候，这种专横傲慢的人便会应运而生。他们专门寻找能发号施令、能组织指挥他人的工作。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或当一个国家处于革命时期，这种人便开始崭露头角。可以理解的是，只有这种人才可能崭露头角，因为他们具有领袖角色所必须的恰如其份的姿态，恰如其份的态度和欲望。这些人往往习惯于在自己家发号施令；什么样的游戏都不能让他们满意，除非在游戏中让他们扮演国王、统治者或将军的角色。他们中有些人本来无力成就任何事业，但如果是他人在发号施令，而他们必须俯首听命，那他们就会激动不安，焦虑万分。在和平安定的年代，他们是商界或社会小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总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出现，他们推使自己进入前台，而且总有洋洋万言要讲述。只要他们不破坏别人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们对他们便没有多少异议，虽然我们并不同意当今世界对他们所作的过高的评价。他们是一些站立在深渊边缘的人，因为他们永远也当不好普通一兵，也决不是好队友。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一种极大的紧张状态中度过，从无舒适悠闲的时刻，直到能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优越于他人为止。 心情和脾气 　　心理学如果认为人的生活态度与工作方式对于由遗传而得的心情或脾气有着很大的依赖性，那这样的心理学就大错而特错了。心理和脾气并非得自遗传，而是产生于过分的野心以及由此而来的过分的敏感。这种野心与敏感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对生活的不满足。这些人的过分敏感就像一只伸得长长的触角，当面对任何新的情境时，总要先试探一番，最后才涉足这一新的领域。 　　然而，有一些人似乎总有一种兴高采烈的心情，他们花样翻新地制造一种欢乐气氛，强调生活的光明面，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而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他们中有些人像儿童般地欢天喜地，而且这种孩子气中颇有动人之处。他们不回避自己的工作和任务，而是以一种孩子般的游戏态度，就像玩耍或猜谜一样地去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没有比这更美好、动人的态度了。 　　但也有一些人欢悦得过分了，本该严肃认真的时候，他们仍是孩子般嘻嘻哈哈，这种在严肃场合的不合时宜的轻浮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眼见他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心中产生了疑惑，得出他们实在是不负责任的印象，因为他们希望以这种轻飘飘的态度去克服困难。结果，真正困难的工作便不再分派给他们去做，他们自己通常也主动地回避艰难的工作。然而在转而讨论另一类人之前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赞誉几句。与他们一起工作总是令人愉快的，他们与那些整日脸色阴沉、愁眉若脸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喜气洋洋的人比那些悲哀不满的悲观主义者和那些只看到生活阴暗面的人更容易争取过来。 厄运 　　谁要是无视和妨碍社会生活的绝对真理和逻辑，谁就或迟或早会在其人生旅程中感受到来自生活的反击。这在心理学上是一条自明之理。通常，犯下这些严重错误的个体并不从经验中汲取教训，而是把他们的不幸看作一种落到他们头上的不公正的厄运。他们一生都在向别人说明他们是多么的运气不佳，竭力要证明他们之所以从未甩的成就，仍是因为所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都不幸落入厄运的魔掌。我们甚至还在这些倒霉的人身上发现一种为自己的厄运而骄傲的倾向，就好像这种厄运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造成似的。仔细考察后我们就会发现：又是虚荣心在搞它那一套邪恶的把戏。这些个体做出那副模样，就好像某些凶神恶煞成天没事可干而专门迫害他们一样。暴风雨来临时，他们相信那无情的闪电单单选中他们。如果是盗贼行窃，他们便担心遭殃的一定是他们的家室。如果有不幸发生，他们便相信这些不幸终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只有把自己视为一切事件之中心的人才会如此夸大事实。经常被厄运追逐，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实际上当某个人感到所有的敌对力量都对向他实施报复感兴趣时，却只能表明他的虚荣心是何等顽强地在表现自己。这些个体和孩提时代就紧张而痛苦地相信强盗、谋杀犯或其他一些绿林好汉会找上门来，当然还有妖魔鬼怪，就好象这些人或鬼除了迫害他们之外便无它事似的。 　　可以料想，他们的态度会从其举止姿态中表现出来。他们走起路来躬腰驼背，仿佛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他们肩上。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希腊神殿的那些大力神，他们永远地被压在门廊的石柱之下，似乎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人把一切都看得过于严重，过于悲观。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运气不佳，乃是因为他们不但自己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还破坏了别人的生活。他们运气不佳的根源是他们的虚荣心。遭遇不幸也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方法。 宗教狂 　　一些部是误解生活误解他人的人最后遁入了宗教，并在宗教的掩护下继续他们从前所行的一切。他们牢骚满腹，自怨自怜，将自己的苦难推卸给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只关注于他们自己。在此过程中，他们相信上帝这个倍受敬畏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所关心的只有如何帮助和拯救他们这件事，上帝会对他们所有的行动负责。在他们看来，用人为的方法，诸如特别热忱的祈祷或其它的宗教仪式，可以使上帝与他们靠得更近。简言之，那亲爱的上帝别无所知，别无所为，只知道专注于他们的麻烦苦恼，只对他们表示关怀照料。在这种宗教崇拜中有着太多的异端。如果旧时的宗教法庭卷土重来，这些人十之八九很可能会被送去烧死。他们接近上帝，就像接近他们的同伴一样怨声载道，悲悲泣泣，然而却从不自救或扶救他人。他们觉得，互助合作仅仅是他人的职责和义务。 　　一个18岁姑娘的病例就能向我们表明，虚荣的私欲能发展到怎样一种地步。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勤奋用功，虽然非常虚荣。她的虚荣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她的宗教信仰里，她以最大的虔诚进行她所有的宗教仪式。有一天，她因为自己信仰中有太多的非正统思想，因为自己犯了戒律以及头脑中时时浮现的罪恶想法而谴责自己。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自己进行粗暴的指控。看着她那如痴如狂地谴责自己，但别人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谴责她。一天，一位牧师想除却她的心理包袱，他告诉她她实际上从未犯过什么罪，她应该确信她一定会得救。第二天，这个姑娘在大街上岿然不动地立于这个牧师面前，尖声向他嚷叫，说他不配走进教堂，因为他把她罪恶的包袱移到了他自己的身上。我们无须再进一步地讨论这个病例。很明显，她的野心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暴露无遗，她的虚荣使她成为裁判美德与罪行、贞洁与堕落、善与恶的法官。 愤怒 　　愤怒这种情感是为追求权力和优势所作的斗争的实实在在的缩影。这种情感清楚地表明，其目标是要迅速地横扫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前面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愤怒怕个体都是想要抖擞士气，重振军威，为获得优越感而进行斗争。为获得承认而作的斗争常常蜕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力沉醉。在此情况下，意料之中的事情，就是个体的权力感只要受到一点点威胁，他都会勃然震怒。他们相信(或许是由于从前的经验)，靠着这种方法，他们能够最简捷轻易地为所欲为，克敌制胜。这种方法并非基于很高的知识水准之上，但在多数情况下都能立竿见影。大多数的人都不难回忆起他们曾有多少次靠着突然爆发的愤怒而使自己的威望失而复得。 　　很多时候愤怒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在此要考虑的不是合乎情理的愤怒。我们这里所谈的愤怒，指的是一种无时不在的、习以为常的和显明易见的反应。有的人实际上愤怒成性，而且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对付困难的办法。这是些傲慢、极其敏感的人，他们无法容忍别人技高一筹或与之平分秋色，只有高居万人之上，他们才会快活。其结果是，他们以敏锐的目光时刻警惕防范，唯恐别人和他们靠得太近或对他们的评价不够高。与他们的敏感同时出现的常常是不信任感。他们发现自己难以相信任何人。 　　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与愤怒密切相关的性格特征。在比较严重的情形中，很可以想象，这些特别野心勃勃的个体因对所有严肃工作的害怕，而使自己变得无法适应社会。如果他不能得到某物，那他就只有一种反应的方式。他会愤怒地抗议，而这抗议通常会使他周围的人感到非常痛苦。比如，他可能砸碎一面镜子，或毁坏一只昂贵的花瓶。事过之后，如果他道歉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我们也不大会相信他。他想要伤害身边的人的欲望太明显了，因为他总找那些值钱的东西砸，从不在一文不值的东西上渲泄其愤怒。由此可见，他的行动一定是有计划地进行的。 　　虽然这种方法在小圈子里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但圈子一扩大它便不再灵验了。因此，这些愤怒成性的人会发现自己时时事事都在与世界发生冲突。 　　与愤怒这种情感同时出现的外在态度人们已司空见惯，我们只需举出狂怒这样一种形式就可以想象出一个性情暴躁者的所作所为了。在他们身上，对世界的敌意显明可见，这种愤怒的情感几乎表现出对社会感的全盘否定，而对权力的追求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置对手死地都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必须运用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种种情感和情绪，因为它们乃是一个人的性格的最明晰的指标。我们必须把所有性情暴躁，动辄发怒的人看作是社会的敌人和生活的敌人。我们必须再一次提请大家注意，他们的权力追求是基于其自卑感之上的。任何已经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人都没有必要表现出这种侵略性的暴烈运动和姿态。这是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在愤怒的渲泄中，自卑感与优越感的全部浓淡色调都明朗化了。这是一个廉价的把戏，是以别人的不幸为代价来抬高个人的身价。 　　酒精是愤怒或盛怒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很少量的一点酒精就能把怒火点燃。众所周知，酒精的作用使文明的抑制作用失去功效或被弃置一旁。被酒精陶醉的人的言谈举止显得他仿佛从未被教化过，他失去了自制力和对他人的体贴考虑。在未被酒精陶醉时，他可以将自己对人类的敌意掩藏起来，或以极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敌对倾向；而一当酒醉，他便原形毕露。与生活不能保持和谐的人往往最容易嗜酒成癖，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们在这麻醉剂中寻求安慰和忘却，同时也为自己目标的不能达到寻找借口。 　　儿童比成人更爱发脾气。有时区区一件小事就能使一个儿童大动肝火。这是由于儿童更强烈的自卑感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努力去寻求权力。一个怒不可遏的儿童实际上是在努力要获得承认，因为他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他看来即使并非不可逾越，至少也是难以克服。 　　当愤怒超越了通常的骂骂咧咧或怒气冲冲的限度时，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在此方面我们可以顺带地提及自杀。我们在自杀中可以看到伤害亲朋好友或家人父母的企图，同时它也是对自己所遭到的失败的一种报复。 欢乐 　　欢乐是缩短人与人之间矩离的桥梁。欢乐不能忍受隔离。欢乐的表现反应在要寻找一个同伴，掏腰包他，亲吻他，与他一起玩耍，并肩同行，一起分享欢乐。欢乐是一种连接性的态度，就好比向同伴伸出的一只手，好比从一个人身上发向另一个人的温暖。所有连接性的因素都可在这种情感中看到。当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也是企图克服不满感或孤独感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优势的人，而他们的行进路线也与上述的相同。事实上，欢乐很可能是征服困难的最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欢笑，连同它那使人松释的能量和给人以自由的力量，总是与幸福形影不离，这也是我们了解这一情感的一把钥匙。它超越了个体人格的疆域并满载着对他人的同情。 　　当然，甚至这种欢笑，这种欢乐也可以被滥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一个害怕产生卑微感的病人，在听到地震消息时，也可以表现出欢乐的神态。当他感到忧伤时，他常常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他便从忧伤那里逃开，试图获得快乐，即情感中与忧伤相反的一极。欢乐的另一种滥用是幸灾乐祸，是对社会感的否定和摧毁，是一种分离性的情感，也是征服的工具。 同情 　　同情是社会感最纯粹的表达方式。只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现同情，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肯定他具有成熟的社会感，因为这种情感使我们得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使自己融于其同伴之中。 　　也许比同情这种情感更为常见的是它的习惯性的滥用。这种滥用在于极力装出一副很有社会感的样子，但这种夸张正好说明了它的被滥用。因此便有这样一些个体，他们急急心心奔向灾难发生的现场，好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他们并没做出什么事情去帮助遭遇天灾人祸的人，却也想为自己挣到一份名声。还有一些个体似乎总喜欢追究他人的不幸。对那些视同情他人，乐善好施为己任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们和他们的行动联系起来看，因为他们往往是在借此显示自己优越于那些接受他们帮助的悲惨可怜、一贫如洗的人。对人有着深刻了解的拉罗什富科曾说过：“我们朋友的不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程度的满足。” 　　把这种现象与我们对于悲剧的欣赏联系起来是错误的。据说，在观看悲剧时，观众能感到自己比台上的角色更崇高。但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人并不适合，因为我们对悲剧的兴趣主要来自想获得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愿望。我们并没有忘记，事实上这只是一出戏，而我们也只是利用戏中的事件和情节来帮助我们获得对生活的准备。 谦逊 　　谦逊是一种同时具有连接性和分离性的情感。这个情感也是我们社会感结构的一部分，而且与我们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没有这种情感，人类社会就将成为不可能。每当个体的人格价值有可能跌落时，每当个人自觉的自我评价有可能丧失时，就可能产生这种情感。这种情感在人体上有强烈的反应，具体表现在毛细血管的扩张，而毛细血管的充血又表现为面颊的发红。通常人只是脸红，但也有人全身都会发红。 　　谦逊的外部态度是退缩撤离的态度。这是一种想要与人隔离的姿态，它伴随着轻微的抑郁，这种抑郁相当于为撤离那带有威胁性的情境而作的准备。又目低垂、羞层忸怩是准备逃走的举动，这就明确地显示出谦逊是一种分离性的情感。 　　与其它情感一样，谦逊也可能被滥用。有些人动辄就脸红，这种分离性的特征于是毒化了他们与其伙伴的所有关系。由于这种滥用，其分离性机制变得非常明显。 忧伤 　　忧伤这种情感出现在个体因失去或被夺走某物而无法自慰时。忧伤以及与之同时出现的其它情感是对不快感或软弱感的一种补偿，它相当于一种想保住较好位置的企图。在这一方面，其价值与动肝火的价值一样，区别只在于它是另一些不同刺激的产物，有着不同的态度，使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法。与其它所有情感一样，忧伤中也有对优越的追求。忿忿不平的人追求的是贬低自己的对手和抬高自己的身价，他的愤怒是指向其敌手的。而忧伤却是从精神前线的一种退缩，是随之而来的扩张的非有不可的先决条件。忧伤者正是通过这种扩张才抬高和满足了自己。尽管与愤怒的情形有所不同，这种满足仍然是作为一种渲泄，作为一种针对周围的人的情感运动而获得的。忧伤者怨声不绝，并通过这种抱怨使自己站在于与其同伴敌对的立场上。虽然忧伤乃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过分张扬的忧伤却是对社会的一种敌对态度。 　　忧伤者能够抬高自己是因为周围的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忧伤者很快便能发现，由于别人总在同情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尽力，并竭力使他们幸福，他们实际上生活得更轻松自若了。如果精神的渲泄能够成功于眼泪、哭泣和悲伤，那么很明显，忧伤者也能轻易地使自己凌驾于周围的人之上，并使自己成为现存秩序的法官、批评者和原告。这个原告越是向其环境提出要求，他的索赔权就越是显得突出。忧伤竟成了一种无法拒绝的理由而把种种责任和义务强加给忧伤者的邻人。 　　这种情感明显表现出了从软弱到优越的斗争过程，以及个体想要确保自己的位置，逃避无力感和自卑感的企图。 情感的滥用 　　从前谁也不知道情感和情绪的价值与意义，直到今天人们才发现情感的价值在于它是克服自卑感，抬高人格和获得承认的工具。表现情感的能力在精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儿童一当发现靠大发雷霆、郁郁寡欢或伤心哭泣他就能左右其环境，摆脱被忽略感，他就会反复再三地试着去支配其环境。这样一来，他很容易便陷入这样一种行为模式：用他那独有的情感反应对那些最无足轻重的刺激作出回答。无论什么时候时候，只要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使用他的情感。对情感的执着是一种坏习惯，而且有时会发展成病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孩提时代，他成人以后就会经常性地滥用其情感。可以想象，他像操纵木偶一样地挥舞着他的愤怒、忧伤以及其它所有情感，仿佛一个在做游戏的儿童。这种毫无价值并且常常是令人不快的特征使情感失去了它们真正的价值。每当这类个体不能得到某物，每当他人格的支配地位受到威胁时，这种玩弄情感的倾向便习惯性的出现。如果忧伤以嚎啕大哭的方式出现，就会使人极感不愉快，因为它使人觉得当事者在为自己打广告，在大肆渲染。我们教曾见过那种过火地做戏，竭力要表现出自己是多么地伤痛欲绝的人。 　　这种滥用也表现在情感的生理表现上。我们都知道，有的怒不可遏的人能够使愤怒作用于他的消化系统而造成呕吐。此时，这种方法所表现的敌对态度更是昭然若揭。忧伤这种情感常伴随着拒绝进食的愿望，最后黯然神伤者确会“衣带渐宽”，显现出一副“活脱脱的伤心相”。 　　这类滥用对我们不可能是件无足轻重的事，因为它触犯了他人的社会感。邻人们一旦对忧伤者表示出友情感情，他们伤痛便终止了。然而，有些个体从不打算结束自己的忧伤，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邻人的友谊与同情，才能真切地感到自己人格感的被抬高。 　　虽然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表示同情，愤怒和忧伤都仍属于分离性的情感，不可能使人们的关系密切起来，由于这些情感伤害了社会感，因而使人们相互疏远。不错，忧伤终将导致人们的合一，但却是非正常性的合一。因为合一的双方不存在相互的贡献，由于它歪曲了社会感，或迟或早都会有一方会付出更多。 厌恶 　　厌恶这种情感带有极大的分离成分，虽然不像其它情感那么显而易见。从生理上讲，厌恶是由胃避受到某种刺激引起的。然而，我们同样也看到人有把某种事物排挤或“呕吐”出精神生活的范围的倾向和企图。这种情感的分离因素正是由此显现出来的。厌恶是一种反感嫌恶的姿态。伴随出现的愁眉苦脸，意味着对环境的一种蔑视，要以摒弃的办法来使问题得到解决。这种情感很容易被滥用来作为逃避不愉快局面的借口。刺激厌恶感非常容易，而厌恶一旦产生，厌恶者就不得不离开他所不喜欢的社交聚会了。没有比厌恶更能招之即来的情感了。通过特珠的训练以后，任何人都能获得随意厌恶的能力。这样，一种原本无害的情感变成了反社会的有力武器，或逃离社会的十拿九稳的借口。 恐惧与焦虑 　　焦虑是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这种情感之所以变得错综复杂，是因为它不但是一种分离性的情感，而且还因为它和忧伤一样，能在自己的同伴之间造成一种单方面的、来而不往的纽带关系。儿童因恐惧而躲开某一局面，结果却投入另一个人的保护之下。焦虑这种机制并不直接表现出任何优越——的确，它表明的似乎只是失败。在焦虑中个体尽其可能地使自己显得渺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情感的分离性，即同时也渴求于他人的一面，才变得明朗起来。焦虑者急急逃入另一个人的保护之下，并企望靠这种办法来养精蓄锐，直至自己有能力重新迎战并取得胜利。 　　从生理上讲，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盘根错节的情感，它反映出一种所有生物都具有的原始的恐惧。由于人生就的虚弱与不安全感，因而这种恐惧显得更加突出。人对于生活中的种种障碍知之甚少，因而儿童是决不可能与生活达成一致的。人必须补足他之缺乏的东西。儿童一进入生活便感到了那诸多的障碍，生活的条件也开始对他产生影响。在为不安全感寻找补偿的过程中，他随时都有失败的危险，结果使他形成了一种悲观的哲学。因此，他的支配型性格特征变成了一种向环境渴求扶助和关照的愿望。他越是远离生活问题的解决，他就越是变得谨慎小心。如果这类儿童被逼迫向前迈步，他们会在心中时时盘算如何撤退、逃跑。由于他们随时都在准备撤退，所以他们最常见、最显明的性格特征自然就是焦虑这种情感。 　　我们在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中看到了对抗的端倪，和模仿一样，这种对抗并不呈扩张性的发展，也不沿直线前进。当这种情感蜕化为病态时，它对灵魂的影响很难被查觉。在这类情形中，我们清楚地感到，焦虑的个体是多么渴望得到一只援助的手，以便将他人拉过来套在自己的锁链上。 　　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把我们引向我们在前面讨论焦虑这种性格特征时所作的考察。我们所讨论的是这样一种个体，他要求别人帮助他，需要别人无时无刻不关注于他。实际上，这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主人——奴隶的关系，他要别人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进一步的研究使我们发现，许多人一生都在要求得到特殊的承认。迄今为止，他们已丧失了独立精神(由于与生活接触不足和不正确)，因此更以百倍的努力要求得到特权。不管他们怎样地竭力与众人为伍，他们都没有多少社会感。但一表现出焦虑和恐惧，他们便能重新回到特权的宝座上。焦虑帮助他们逃避生活的要求，并役使他们周围的所有人。最后，也是焦虑狡猾地打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关系中，成为他们行使其支配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虚荣和野心 　　一当追求承认的努力占了上风，它就会使精神生活具有更大的紧张状态。结果，获得权力和优势的目标在这一个体身上变得日益明显，他开始快马加鞭朝向这个目标奔驰，而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对更大胜利的期待。这一个体失去了现实感，因为他失去了与生活的联系，总在专注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他留给别人的印象。他的行动自由因这种生活方式而受到极大的抑制，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变成了虚荣。 　　很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虚荣心，但显示出自己的虚荣心并不被认为是个好方法。因此，虚荣心常被掩饰、伪装，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谦虚就是其形式之一，而这种谦虚的本质就是虚荣。一种人可能虚荣心强得从不考虑别人对他的判断；另一种人则可能贪得无厌地寻求公众的赞许，并用它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虚荣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变得极其危险。且不说虚荣使人去做许多毫无用处的无谓的工作(这些工作与努力只是关注于事物的表象而非其实质)，且不说虚荣使人时刻只想着他自己或至多只想着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只说它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或迟或早都会使人失去与现实的联系。他不再理解人类的关系，他与生活的关系也被歪曲了。他忘记了生活的职责，特别看不见自然要求每一个人所作的贡献。没有任何性格的瑕疵像虚荣这样严重地阻碍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因为虚荣的人在面对每件事、每个人时总要问：“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人们习惯于用更为动听的辞藻来让自己摆脱尴尬境地，他们用“远大志向”来替代虚荣或傲慢。有多少人曾骄傲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地志在千里啊！“精力充沛”、“积极向上”也是常被误用的两个概念。只要这种精力能证明于社会有益，我们就可以承认其价值。但是，通常的规则是，用“勤勉”、“活跃”和“进取”一类的辞藻来掩饰程度严重的虚荣。 　　虚荣很快就妨碍了个体在游戏中按规则行事。更常见的情形是，它使他成为个滋扰他人活动的人，因此，那些无法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人就会费尽心思去阻止别人完整地表现其生命。虚荣心正处于滋长阶段段的儿童会在危险处境中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并且喜欢向较柔弱的儿童表现他们是多么地强大有力。一个切题的例子就是对动物的残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心灰意懒的儿童可能用各种不可思议的小伎俩来满足其虚荣心。他们会避开生活的主战场，而在灵机一动想出的某个小庙宇里扮演一个大真人的角色。那些牢骚满腹，说生活太悲苦，命运待他们太不公的人就属此范畴。他们会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他们受的教育不好，如果不是他们的遭遇不幸，他们一定会成为今天的领袖人物。他们总在为自己未奔向生活的真正火线找借口，他们的虚荣心只有在他们为自己创造的梦想中才能得到满足。 　　一般人会发现这类人很令他头疼，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评论或估价他们。虚荣的人总知道在犯了错误时如何将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他总是对的，别人总是错的。然而在生活中谁对谁错并无关紧要，因为重要的只是人的目标的实现和对他人生活的贡献。虚荣的人想的不是要作这种贡献，他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怨天尤人和自我开脱上。在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类灵魂的种类繁多的把戏，是这种个体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其优越感的企图，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其虚荣心免受任何损害。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说没有志在千里的抱负，人类的这些伟大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个在错误前提下得出的错误结论。既然没有人能完全摆脱虚荣，那么每个人都有着一定量的虚荣。当然，决定人的活动方向的并不是虚荣，虚荣也不可能给人完成伟大成就的力量！这些成就只可能在社会感的刺激下完成。天才的一件作品只有能过其社会意义才具有价值。在此作品创造过程中，虚荣的存在只可能减损其价值，影响其完成；在真正的天才作品中，虚荣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在我们时代的社会气氛下，我们不可能一尘不染，全无虚荣之心。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本身就是个莫大的财富。这一认识触及到了我们文明的痛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陷入了永久的不幸，陷入了无所不在的灾难与困境。虚荣的人不能与任何人友好相处，也无法使自己适应生活，因为他们全部的目的就是要打肿脸充胖子。难怪乎他们很容易陷入冲突，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在人群中的名声。在人所经历的最复杂的纠葛中，我们将发现，最根本的障碍是虚荣心的无法得到满足。在我们努力要了解一个复杂的人格时，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个重要技巧，它能帮助我们决定其虚荣的程度，活动方向和虚荣用来帮助他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认只将向我们表明不健康的虚荣心会给社会感带来多大的危害。虚荣和对同伴的同情、体谅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这两种性格特征之不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虚荣绝不会让自己屈从于社会的原则。 　　虚荣决定着它自己的命运。虚荣的发展随时都处在社会生活的逻辑准则的反对和威胁之中。社会生活是不可战胜的绝对原则。因此，虚荣被迫在其萌发阶段就隐藏起来，并通过乔装打扮，迂回曲折地去实现其目的。虚荣的人常受着怀疑的折磨，他怀疑自己能否定到虚荣的要求而克敌制胜。而当他在那里思前想后的时候，光阴已飞逝而过。当时光流逝殆尽时，他又为自己找出借口，说他从来就没有得到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 　　在一般情况下，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这个特定的个体找到一个特权位置，使自己远远避开生活的主流，然后怀着某种不信任冷眼旁观其他所有人的活动。而由于这种不信任，每个同伴似乎都是他的敌人，虚荣的人必须决定是取攻势还是取守势，而他常陷入深深的疑惑，在似乎有逻辑性的重要思考上纠缠不清。这种逻辑性给他造成了一种自己是正确的假象，但在思索的过程中他错过了主要的机会，并失去了与生活和社会的联系，充绝了每个人都必须完全的工作。 　　更加仔细的观察会使我们看到一个虚荣的背景，一种要征服每件事，每个人的愿望，这种愿望会在成千上万种形式中表现出来。这种虚荣心表现在他们的每一种态度、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说话方式以及与人接触的方式中。简言之，我们举目所望，却能看到这虚荣的景象。具有野心的个体在导引他们达到优势的方法上毫无选择的余地。既然这一类外部表现会令人不悦，如果虚荣的人足够聪明通达，能意识到他们与被其否定的社会间的距离，他们就会竭尽全能地将其虚荣的外表粉饰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显得虚怀若谷，有时，他们干脆置其外表而不顾，以表示他们毫无虚荣之心！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苏格拉底看见有一个人登上讲坛，身穿又旧又破的衣服，于是苏格拉底对他说：“年轻的雅典人，你的虚荣心从你烂袍子的每个破洞里往外在探头呢！” 　　有的人对自己的不虚荣坚信不疑。其实他们知道虚荣的根源在内心深处，可他们就是只从外表上看。虚荣还可能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虚荣的人在其社会圈子中总想要占据整个舞台，搞一言堂，或通过对社交聚会的好坏与否的评判，来让自己处于舞台中心。这类人中还有一些人从不参加社交活动，而且尽可能地避免与人交往。这种对社会的避免可能表现在诸多方面。婉拒邀请，姗姗来迟或要主人百般劝诱，极尽奉承才去，都是他们的小把戏。还有一些人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进入社交，靠着他们的“与众不同”来表现其虚荣。他们自豪地将这视为一个值得赞美的特征。还有的人希望出席所有的社交聚会，以表现出虚荣。 　　我们不能觉得这是些不值一提的细节，因为它们在人的灵魂中根深蒂固。实际上，具有上述特质的人在其人格中没给社会感留下多少余地，他更容易成为社会的摧毁者，而不是朋友。要描述出这类人的形形色色，需要有文学巨匠的诗才才能办到，而我们在此只能描绘他们的一个大致轮廓。 　　我们在所有虚荣者身上所发现的那一个动机表明，虚荣的人在生活中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那就是，他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而这个目标则来自他的不足感和欠缺感。我们可以猜想，任何有着明显虚荣的人的自我价值感都很弱。也许有一些个体已意识到自己的虚荣源发于明显的无能感，但仅仅有这种意识还无济于事，除非他们能卓有成效使自己的这一认识转变为行动。 　　虚荣在很早就开始显现了。通常虚荣都带有一定的稚气的色彩，结果虚荣的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有些幼稚可笑。可以决定虚荣发展的情势是多种多样的。儿童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觉得自己受了忽视，因为由于教育的不足，他深感自己的渺小在令人难以忍受地压迫着他。另一些儿童由于家庭传统而形成了某种傲慢态度。我们可以确信，他们的父母也具有这种“贵族式”的举止态度，以使自己有别于他人，并为此而感到骄傲。 　　但是，掩藏在这个态度之下的，却只是要使自己显得特别地与众不同的欲望。自己之有别于其他所有人，是因为自己出生于比其它所有的都“更好”的家庭，而这家庭有着“更好”、“更高”的情感方式；而且这个家庭的高贵血统使自己相信命中注定应在生活中享有某些特权。对这类特权的要求，也能成为生活的一个既定的方向，并决定一种行为类型和其表现形式。但既然生活很少朝着有利于这类人的方向发展，这些希望获得特权的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攻击或奚落。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便怯生生地撤退，过着隐居的生活，或成了一个行为怪诞的人。在家里他们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所以只要他们呆在家中，就能维持其陶醉状态，并靠着深信“如果情况不是像现在这样，他们是一定能够成就大业的”来强化其现有的态度。 　　有些精明能干的重要人物就属于这一类，如果在天平上量量他们的才能，人们还算得上有价值，但是他们的能力被误用在进一步的自我陶醉上了。他们所提出的与社会积极合作的条件很难得到满足。比如，他们可能在时间上提出无法实现的条件，他们会指出，他们已经做过许多事情，学过许多东西，而别人则不曾做过这些事情，不曾学过这些东西。他们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还因为一些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比如，他们会坚持说，如果男人是些真正的男人，如果女人不像现在这个样，就能皆大欢喜，一切如愿。然而，即或有着最好的用心，这些条件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只是懒惰者们的借口，比之于催眠性或陶醉性的毒品好不了多少，也只能使人追忆起那被浪费掉了的所有时光。 　　这些人身上怀有极大的敌意，而且他们从不把他人的痛苦和悲伤放在心上。就是靠着这种方法，他们才获得了伟大感。拉罗什富科［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伟大的伦理作家。其《箴言录》文句变化万端，轻灵精巧，为后世叹服。哈代、尼采、司汤达和纪德都曾受到拉罗什富科的影响］对人性了如指掌，他对大众有过如此的描述：“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忍受他人的痛苦。”对社会的敌意常表现为一种尖锐辛辣的批评态度。这些社会的敌人永远都在那里指责、批评、嘲笑、判断和谴责世界。他们不满于一切。但是，仅仅分辨出不好的东西并予以谴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使之变得好起来，我做了些什么呢？” 　　有虚荣性格的人靠着某种把戏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他们往往用自己恶毒刻薄的批评来损害他人的性格。这些人往往技高一筹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在此方面是训练有素，经常演习的。我们从他们中间不难找到那种机智聪敏、口喏若悬河、妙语连珠的佼佼者。但机智敏捷也和其它一切东西一样能够带来危害，就像这帮口若悬河、专事讥讽的人正在用它来危害社会一样。 　　这种专事讥讽、乐此不疲的人所具有的这种毁谤风格，乃是他们屡见不鲜的性格特征。我们将此称做毁谤情结。它实际上表明了虚荣者的攻击点究竟是什么时候，那就是他的同伴的价值。毁谤倾向企图通过贬低其同伴而使自己获得一种优越感。对他人价值的承认，无异于是对虚荣者的人格的侮辱。仅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意义深远的结论，并且得知在虚荣者的人格中，虚弱感和无能感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既然我们都无法彻底摆脱这一恶习，我们便可以很好地利用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来为我们确立一个标准。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连根拔出这千年传统深扎入我们心中的根系，但只要我们不让这些有害、危险的偏见蒙蔽我们的双眼，迷惑我们的心智，我们就已经朝前迈进了一大步了。我们的愿望不是要与众不同，我们也不寻求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们感到，自然的法则要求我们伸出双手，加入我们的同伴，与他们合作。在我们这个对合作提出如此高要求的时代，再也没有位置留给为个人虚荣而作的斗争了。正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对待生活的虚荣态度所引出的矛盾更显得明显可见和愚不可耐，因为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虚荣怎样地导向失败，怎样地使人被社会所唾弃或使人不得不接受社会的同情。没有任何时候虚荣能像今天这样受到一致的唾弃。我们至少可以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表现虚荣，这样，即使我们执意要虚荣，也至少可以朝着有利于公共福的方向来表现它！ 　　下面的例子可以极好地说明虚荣的原动力。有一位少妇，是家里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就极受娇惯溺爱。她母亲不分白天黑夜地待立差右，听她差遣，满足她的所有愿望。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体质虚弱，由于母亲的担忧挂念，使她的欲望达到了永远无法满足的地步。有一天，她发现她母亲只要一生病，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凌驾于他人之后。这样，没过多久，女儿便懂得了，疾病也可以成为一件很有价值的法宝。 　　她很快就习惯了令正常的健康人难以忍受的对疾病的厌恶，身体的不适对她不再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不久，她在得病方面悟出了门道，只要她想得病就能得病，特别是在她意欲得到某一特别的东西时。不幸的是，她经常意欲得到特别的东西，结果，她变得大病不犯，小病不断。这种“疾病情结”常表现在儿童及成人身上，他们感觉自己的权力在增长，感觉疾病使他们成了全家的关注中心，而由于疾病，他们可以趁机对家人行使无限度的权威。对于娇小脆弱的个体来说，靠这种方法得到权力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当然，依靠这种方式获得权力的也正是这类个体，因为他们已经尝到到了甜头，他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健康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靠某些辅助性的把戏来达到他的目的。比如，开始故意吃很少的东西，于是便显得身体不适，家人就会尽心尽意地为他弄些好吃的，而且要快！在此过程中，想到别人尽心待奉的欲念便产生了。这些人无法忍受孤独，靠着生病或身处险境，他得到爱护和关照。看来只需要使自己仿佛置身险境或身患道疾病，这一切便能轻易到手。 　　我们把这种设身处地想象一件事或一种情景的能力叫做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在我们的梦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我们感觉某一特定的事件仿佛正在梦中发生。一当“疾病情结”的受害者掌握了这种获得权力的方法，他们轻而易举就能成功地靠想象制造出像生病一样的身体不适来。他们干得如此漂亮，我们决计想不到那是一个谎言，是对事实的歪曲，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我们知道，设身处地想象某一情景，会得出仿佛置身那一情景同样的效果。这些个体会当真的呕吐，或当真地产生焦虑感，仿佛他们的确感到恶心或的确身处险境。通常，只有他们制造这些病症的方法能够泄露天机。比如，我们谈到的那个少女就曾说过，她有时候有一种恐惧，“仿佛我随时都会中风似的”。有的人能够异常清楚地想象一件事，以致他们当真因此而失去平稀，失去了常态，以致这时谁都无法说他们只是在胡思乱想或是在装模作样。我们的生病专家只需要给自己周围的人造成自己正在生病或至少是患了所谓的“神经症”的印象，他就能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后，他周围所有的人便不得不呆在“病人”身旁，照顾他，关心他，为他的健康操心。一个人的疾病对每个正常人的社会感都是一种挑战。上述的那种人不正当地利用了这一事实来获得自己的权力感。 　　显然，这是完全违反社会生活法则的，因为社会生活法则要求对自己的邻人给以充分的关注。我们将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即上述这些人完全无法理解其同伴的痛苦或欢乐。我们很难让他们不去伤害其邻人的权力，更不可能使他们有兴趣去帮助其同伴。有时，由于他们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调动了他们在教育和文化上的全部储备，他们也有可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仅仅努力在表面上显得关心其同伴的幸福，而从本质上讲，构成其行为基础的则仅仅是自恋和虚荣而已。 　　这当然也符合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少妇的情形。她对其亲人的担心挂念从表面上看达到了极端的地步。如果她母亲晚了半小时仍未将她的早饭端到她床前来，她就会为她母亲担心焦虑。这时她就会把丈夫叫醒，逼他去查看一下她母亲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直到确信没有出什么事她才会感到满意。于是逐渐地，她母亲习惯了准时地将早饭给她送去。她对她丈夫也是如此。她丈夫是个商人，必须经常想到顾客和商业关系户，但每次他晚回家几分钟，就会发现他妻子急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几乎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她苦不堪方地抱怨，说她害怕，恐惧得不得了。她可怜的丈夫也只好学她母亲的样，强迫自己准时回家。 　　许多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这个女人实际上并未得到多大好处，而且这些也算不上什么巨大的胜利。那么，就请他们记住，我们还只讲了一部分。她的疾病是一个危险信号，仿佛在说：“小心！”这是她生活中所有其它关系的一个索引。她用这个简单的方法使她环境中的所有的人都接受训练，使其明白，必须服从于她的意志。她的虚荣心的满足在她操纵所有人的无止境的欲望的满足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想象一下吧，这类人为要达到其目的作出了多大的努力！一旦我们意识到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便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她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已成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要。除非她的话受到无条件地、准时的服从，否则她就无法安宁地生活。但是，婚姻不光包括要丈夫准时无误。这女人用她的祈使行动确定下了无数其它的关系，因为她懂得如何用焦虑状态来加强她的命令的分量。她表现上很关心他人的幸福，可是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她的意志。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对他人的担心焦虑只是满足其虚荣心的一个工具。 　　这种性质的精神态度有时会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以致于意志的实现变得比得到所欲的东西更重要。一个6岁小姑娘的病例就是如此。这小姑娘的私心无止境地膨胀，以致她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实现她无意间产生的任何一个怪念头。她的行为中全部渗透着要表现她的权力、征服她的同伴的欲望。这个征服通常就是她活动的结果。她母亲很想和女儿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一次她弄了点她女儿最喜欢吃的点心，为了让她女儿大吃一惊，她将点心给女儿送去，说：“我给你带来这个点心，因为我知道你太喜欢吃这个了！”这小姑娘一把将盘子打到地上，一边将蛋糕踏烂，一边嚷道：“但我不要这个，因为是你给我的，只有我想要的时候我才要！”另一次，母亲问小女儿午饭时是要咖啡，还是要牛奶。小女儿站门口，非常清楚地小声嘀咕：“如果她说咖啡，我就要喝牛奶；如果她说牛奶，我就要喝咖啡！” 　　这是个心口如一的孩子，心中想到什么，嘴上就讲出什么。但还有一些同属一类的儿童并不那么清楚地表达出他们心里的想法。她许每个儿童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特征，而且总是竭尽全力要实现其意志，哪怕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争取，哪怕这种我行我素的做法会使他们遭遇痛苦或不幸。一般说来，这些儿童大多是那些受到姑息纵容、惯于我行我素的儿童。在当今世界里，他们也不难找到这种我行我素的机会。其结果是，我们经常发现：成人中想要为所欲为、独行其事的人远多于想要帮助其同伴的人。有些人的虚荣发展到了极端，他们不愿做别人建议他们做的任何事情，即使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最理所当然，而且确实对他们的幸福关系重大的事情，他们也不去做。这些人等不及别人把话讲完，就要插嘴提出异议或反对意见。还有一些人的意志受着虚荣的驱策，发展到极端，每当他们本来想说是“是”，其结果都会改说“不”。 　　随时都郁心所欲只有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才有可能，而且都不一定总能如愿。诚然，与陌生人交往时显得和蔼有礼的人常可看见。但这种关系却不可能维持长久，而是很快就会破裂。既然生活就是如此，人们不可避免地常会碰面，我们常可发现一些人博得了所有人的欢心。但一经赢得好感，他们便将其他人抛在一边，弄得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有些人则划地为牢，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家庭圈子之内，从不越雷池一步。我们的病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她迷人的性格，她在家庭圈子以外被认作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人见人家。但每次出门，她都是早早地回家。这种回家的愿望表现在一连串的小把戏上。如果是参加晚会，她就会头疼，因而不得不赶快回家。这是由于在任何社会聚会上，她都无法维持她在家里的那种绝对权威感。由于这女人只有置身于家庭生活的中心，才能解决她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即满足虚荣心的问题，所以她被迫在任何必需的时候将事情安排好，使人觉得她之被迫回家是出于无奈。她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即每次与陌生人接触，都会产生忧虑感。不久，她连剧院也不能去了。最后，她不能上街了，因为在这些地方她不能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屈从于她的意志之下。她所追求的目标，在家庭之外特别在大街上是根本找不到的。因此她宣布她讨厌上街，除非有她“宫廷”中的人作陪。她最喜欢的理想情形是：被那些为她操心、为她幸福心碌的人所包围。研究证明，她从很小开始就形成了这一模式。 　　她是了小的，最弱的、最多病的，因而必须得到比虽人更多的娇宠和照料。她极愿意做一个受人娇惯的孩子，而且会在她一生中都不懂任何代价维持这局面，只可惜她的这种行为与无情的生活状况本身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她的不安和忧虑状态是非常明显的，谁也不会有所怀疑，但这一状态说明她在解决她虚荣这一问题时引出了一个后遗症。这个解决办法之不合适宜时因为她不愿意使自己屈从于社会生活的条件。于是到了最后，她在解决这个问题方法的无能为力使她痛苦不堪，所以只好来找医生。 　　现在，有必要揭开她生活中的所有面具和伪装了，这是她多年苦心经营用来掩盖、保护自己的。虽然表面上她来找医生帮忙，但本质上并没准备要有所改变，因此她总是负隅顽抗。她真正的目的，是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大街上使她倍受折磨的焦虑状态)，而继续如从前一样地支配他人。但是，有好处就必然会有坏处！医生告诉她，她完全受自己那种无意识行为的主宰，但她却只想从中得到好处并竭力避免其坏处。 　　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虚荣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就会成为人一生都难以摆脱的负担，妨碍他的全面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他的崩溃。只要病人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其好处上，他就不可能懂得这些事情，正因为此，许多人坚信他们的远大志向——其更妥切的叫法应是虚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性格特征，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性格特征总给人带来不满、不安和失眠。 　　为了证明我们的命题，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临近期末考试了，可他并末未考试作准略去，因为他对这个科目突然失去了全部的兴趣。他心境恶劣，无以自拔，对自己的价值失去了信心，在这痛苦的想法的日夜折磨下，最后他无法参加考试。他孩提时代的回忆，全是关于对他父母的严厉谴责，他们对他的发展的缺乏理解妨碍了他的成长。除去对自己的价值失去信心之外，他还认为，所有人都是毫无价值的，他对他们也不感兴趣，这样他为自己的与世隔绝找到了借口。 　　虚荣逼使他不为怕地为自己寻找借口、托辞，避开所有对他能力的测验。现在，期末考试临近，对自己的缺乏信心压得他难以喘息，欲望的缺乏也使他倍受折磨。他犹如惊弓之鸟，一想到考试，就恐慌不已，终于无法参加考试。这于他极其重要，因为这样一来，他若没能考试，他的“人格感”以及他的自我价值感还可得到保全。他总把这个“救命符”挂在身上！有了这救命符，他就能安然无恙。他靠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他之所以一事无成，全是由于疾病和不幸的命运。在这种避免使自己面对并接受考验的态度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虚荣，它使个体在对他的能力的考验迫在眉睫时得以闪身避开。此时，他想到的是失败会使他失去荣耀，作已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已明白了所有那些不敢相信自己有作决定的能力的人的秘密。 　　我们的病人就属这一类，他对自己的估价证明他实际上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当必须作出决定时，他都犹豫不决，意志衰减。由于我们仅仅对运动的研究和行为的模式感兴趣，他的这种姿态便向我们表明，他想要停下来，想要来个紧急刹车。 　　他是家中的长子，而且是独生儿子。他有四个妹妹，因此，只有他能去上大学。他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大家都希望他能鹏程万里。他父亲一有机会就设法刺激他的雄心壮志，不厌其烦地给他描述他将要成就的大业。因此他有要超过世界上所有人的强烈愿望，而这就成了他无时不在的目标。现在，他心中充满疑惑和焦虑，不知道他能否实际完成人们期待于他的一切。虚荣及时赶到援救了他，并指时了退避三舍这条道路。 　　这就向我们表明，在雄心勃勃的虚荣的发展过程中，使继续挺进成为不可能的骰子是怎样掷下的。虚荣与社会感扭作一团，难解难分，无法脱身。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虚荣在孩提时代刚开始时常常甩开社会感，跳出圈外，并努力想要和社会感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这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些人，他们依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一座陌生城市的轮廓，并想象自己在这城里穿街过巷，四处漫游，寻找着想象中的楼房建筑，但实际上他们从未找到过他们所寻求的城市！他们自然是将责任归咎于恶劣的现实。这就是自私，虚荣者的大致命运。他想通过权力或诡计或背信弃义在他与同伴的所有关系中实现他的原则。他警觉地等待机会，要证明别人都错了。当他成功地证明，至少是向他自己，他比其同伴更聪明、更好时，他便心花怒放。但他的同伴对此毫不理睬，他们接受了挑战，要和他较量一番。战斗由失败转向胜利，枪炮声沉寂下来时，我们虚荣的朋友对自己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更是坚信不疑了。 　　这是些廉价的把戏，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希望相信的是些什么。事情完全可能这样发展，我们的病人就是如此，一个本应该去用功学习，本应该到书本中去汲取智慧的营养，本应该去参加考试使自己真正的价值得以实现的人，却由于自己的错误观点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无能。他过高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认为他一生的全部幸福、他全部的成功都在此一赌了。他必然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紧张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其它所有的关系在他都显得无比重要，每一次讲话，甚至每一句话都以他的成功或失败为标准来进行衡量估价。这旷日持久的战斗终将使把虚荣、远大志向和无望的希望当作其生活中的行为模式的人陷入新的困境之中，使他失去生活中所有真正的幸福。只有当具备种种生活的条件时，他才可能得到幸福。而一旦这些不可缺少的条件不再具备，通向幸福和欢乐的道路便全被阻塞了，他便失去了所有那些他人可能享有的幸福和满足。此时，他最多只能梦想他对别人的优越和支配，尽管他事实上已意识到这绝不可能实现。 　　如果他真的拥有了这种优越，便会有无数的人蜂拥而来，要和他竞争较量一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承认别人的优越。但现在，这可怜人所剩下的只有他对自己那种神秘莫测的判断了。一个人如果陷入这种生活模式，他与同伴发生接触本来就已经十分困难，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就更是没有可能了。在这场角逐中，没有人能够取胜！参加竞争的人永远只能面对打击和毁灭。他们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啊！因为他们不得不随时随地显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尽心尽意地为他人服务，得到有口皆碑的赞誉，又是另一回事。他的荣誉是不邀自在，而如果有人要攻击他的名誉，这样的攻击也是轻若鸿毛，他尽可淡淡挥去，而其荣誉可以毫不为之所损，因为他并没为虚荣投入任何赌注。所以关键是自私的态度，是不断想抬高自己人格的企图。虚荣角色总在期待着什么，意欲得到什么。与之相反，一个社会感发展良好的人在生活的慢慢长路上总是在问：“我能付出些什么？”这两种人在性格上和价值上有着天壤之别。 　　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所认同的观点，在《圣经》的一个名句中表达得十分妥贴：“给予的人将比接受的人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如果仔细品味这些话的含义，这些对于人性的伟大体验的表达，我们就将认识到，这里所强调的正是给予的态度。正是这种给予、服务或帮助的态度将给我们带来一种补偿和精神的和谐，就像给予的人将在心的最深处得到上帝的赐予一样！ 　　另一方面，一心索取的人总是这也不满，那也不如意，因为他们一心只想着还能再得到什么，还能再拥有什么，才能够幸福，一心索取的人从不把心思放在加人的需要和要求上，而且对他们来说，旁人的不幸就是他们的快乐，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与生活和谐一致、和平共处这个原则。他们要求别人毫无例外地屈服于他们的私利所制定的律法。他们贪得无厌，做了国王还想再进天堂。他的们思想方法和感觉方法都有别于他人。简而言之，他们的得寸进尺和取之无度与他们所具有的一切性格特征一样令人深恶痛绝。 　　还有一种更加原始的虚荣，这些人喜欢穿得花哨刺眼，或者带着某种自以为是的感觉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大花猴，以给人一种艳丽夺目的感觉，就像原始人荣耀无比的首领在头发上插一支特别长的羽毛来显示自己的光彩一样。有一些人最大的满足就是跟上最新的时髦，穿上华贵漂亮的衣服，这些人身上的各种服饰装扮就像好战者的徽章或武器一样，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敌人吓跑。有时候，这种虚荣表现在色情装饰或纹身上，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轻浮薄的行为。在此情况下我们感到，此人是努力想哗众取宠，卖弄一番，可这样做只有以厚颜无耻为代价。恬不知耻的行为能给一些人某种伟大感和优越感。而另一些人则从铁石心肠、野蛮残酷、冥顽不化或与众隔离中得到这类感觉。实际上，这些人可能还不一定就是粗暴凶狠，因为他们更接近于柔弱，他们那种残忍只是一咱装腔作势。特别是在男孩身上，表面看去是缺乏同情心，而实际上是对社会感的一种敌对态度。被这种虚荣所驱使的个体总想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自己虚荣心的养料，如果别人恳求他给以同情，他就会觉得受到侮辱。这种恳求只能使他更加铁石心肠。我们曾看见过一些父母在责怪孩子时告诉孩子他使他们感到痛苦，而孩子则从父母痛苦的表白中得到了一种优势感。 　　如前所述，虚荣喜欢将自己掩饰起来。虚荣而想操纵他人的人必须先将对方抓住才能把对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和蔼可亲、缱绻情意以及乐于接近的外表所蒙蔽，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好战、富有侵略性而渴望征服的人，他只想要维持他个人的优势。在这场战斗的第一阶段，他必须要使自己的对手感到放心，受到欺骗和放松警惕。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友好靠拢的阶段，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个侵略型的人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幸而第二阶段揭开了他的面纱，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些人令我们深感失望。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拥有两个灵魂，而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灵魂，就是那个起初和蔼可亲而后来则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灵魂。 　　迎得他人欢心的技巧发展到极端就是所谓的“抓灵魂”(suolcatching)游戏。玩游戏的人显而易见是投入了全部的心神，以此来保证大获全胜。这些人巧如舌簧地侈谈以仁爱之心待人，也似乎在其行动上表现出对其同伴的爱意。但他们的行为太具表现性和夸张性，所以真正懂得人的灵魂的人一看就知道应着意留神了。有一位意大利犯罪心理学家曾说过：“当一个人的理想态度超越了一定的程度时，当他的善行和仁爱之心显得太过刺眼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表示怀疑了。”当然我们必须在说这话时有所保留，不过我们也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的观点是正当有力的。通常，这类人很好识别。溜须拍马是谁都讨厌的，它很快就会使你感觉不快，我们必须警惕提防使用这种奉承方法的人。我们应该对野心勃勃者的这种方法予以禁止，最好让他们选择一种更好、更温和的技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了使人偏离正常精神发展之轨道的那些情形。从教育的观点讲，困难就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些对其环境持好战态度的儿童。即或老师知道建筑在生活的逻辑之上的他的职责，他也无法把这逻辑强加在儿童身上。唯一可行的方法似乎是尽其可能地避免任何好战的境况，不是把儿童当作教育的对象，而是当作主体，仿佛他是与教师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一个成人。这样，孩子就不至于轻易地得出错误的看法，认为自己处于压力之下或受到了忽视，这样他才能够迎接教师提出的挑战。我们的文明的错误野心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性格特征。这种野心从上述战斗姿态中自动地发展出来，先是由于越来越纠缠不清的种种关系而导致人格的失败，最后则导致个体的彻底崩溃瓦解。 　　我们从童话故事中学到过许多关于人性的知识，而童话故事中有许多能向我们表明虚荣之危险性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童话故事，它以特别有力的毛触入木三分地向我们表明，虚荣的肆无忌惮的发展终将自动地导向人格的毁灭。这就是安徒生的故事《醋罐》。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渔民捉到一条鱼，他向鱼保证一定将它放还大海，但作为答谢，那条鱼必须满足他一个愿望。鱼让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然而，贪得无厌的渔民的老婆要渔民再去找那条鱼，因为他提的那个愿望太小，她想要成为一个公爵夫人。鱼又满足了他的愿望。可她又要改愿望，她要成为一个女皇。鱼满足了她的愿望。她还要成为神仙！就这样，她丈夫一次接一次地跑去找那条鱼，可他那最后一个愿望使鱼十分生气，于是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渔民。 　　虚荣和野心的发展是没有限度的。有趣的是，在童话故事和那些过分热衷于追求虚荣的人中，对权力的追求往往表现为想充当上帝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愿望！我们无需过多探究就会发现，虚荣者的一举一动就仿佛自己真是上帝一样(当然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或是做出一副他就是上帝的副官的样子。还有一些人则表达出只有上帝才能实现的希望和愿望。这种表达方式，这种想象上帝一样的强烈欲望是他行动中无处不在的那种倾向的极端表现，它证明了他想超越其人格的所有界线。 　　这种倾向的痕迹在我们的时代随处可见。比如，为数不少的人对招灵术、心灵研究和传心术一类的活动深感兴趣，急不可耐地想要超越常人的边界，一心想要拥有常人所不具有的权力，想要越越时空，与鬼神和死人的精灵交往。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人都有在上帝周围谋一席位的倾向，而且到现在都还有一些以获得神性为其理想的教育。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是所有宗教教育的有意识的理想。对这种教育的后果我们深感恐怖。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找到一个更富理性的理想。但是，这种倾向在人类的心目中已达到了盘根错节的地步。除去心理的原因以外，许多人关于人的概念首先是得自《圣经》，因为《圣经》上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概念在儿童心中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多么危险的后果。诚然，《圣经》是一部伟大的杰作，我们每重读一遍都会惊叹其内容深邃，见解精湛，特别是在我们的判断力已经成熟以后更是如此。但我们最好学是不要用它来教育孩子，至少是不能不加任何解释评论地教孩子去读《圣经》，以便使他们能够满足于现实人生，而不致产生“既然他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那他就应具有一切神力”的想法，并因而要求所有人都成为他的奴隶！ 　　与这种像上帝一样的渴望密切相关的是神话故事中的乌托邦理想。在乌托邦中，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变成现实。诚然，儿童很少会指望这些神话故事中的一切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儿童对魔术所具有的极大兴趣，我们就不会怀疑：他们很容易因此受到诱惑，很容易沉入这类幻想之中而难以自拔。在一些人身上，魔法的观念以及对别人具有神奇影响的愿望达到了相当强烈的程度，甚至到老都不会消失。 　　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没有人能完全摆脱这样一种想法，即在迷信中感觉到女人对男人有一种魔力。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男人，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总认为自己受着性伴侣的魔力的支配。这种迷信使我们回到人们远比今天更加坚信这种信念的时代。在那些日子里，女人可以被人随便找个借口就说成是女巫或术士。这种偏见曾恶梦般地席卷全欧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几十年的历史。人们只需想想成百万的女人已成为这种幻想的牺牲品，他们就不会仅仅轻描淡写地把这说成是一个没有危害的错误，而一定会把这种迷信的影响与宗教法庭或世界大战作一番比较。 　　通过对宗教满足之愿望的误用来使虚荣心得到满足这一现象也可见于与上帝一样的追求中，比如，一个在精神上受到挫折的人很可能会远远地避开人群，深居陋室，终日与上帝交谈。这种交谈对他无比重要。他会认为他与上帝靠得很近，而且这个上帝会因着崇拜者的虔诚祈祷以及正统的仪式而义不容辞地亲自过问他的幸福与安宁。这种宗教欺骗通常与真正的宗教差之万里，而且在我们看来是纯病理性的。曾有一个男人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他不作祈祷，他就无法入睡，因为他如果没把祈祷传向天国，地上某个地方的一个人就会遭遇不幸。为了了解这毫不足取的大吹肥皂泡的整个过程，很有必要对这番话进行反面的推理，于是得出：“如果我作了祈祷，他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些就是很容易很人得到魔力方面的伟大感的方法。靠着这小把戏，一个人确实可能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给另一个人的生活带来不幸。在这些笃信宗教的人的白日梦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超越人的范围的活动。在这些空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空洞徒劳的姿态、勇敢无畏的行为，可这些实际上都丝毫无助于改变事物的本质，只能在空想者的想象中起到妨碍他与现实发生接触的作用。 　　在我们的文明中，有一样东西似乎拥有着魔力，这就是钱。很多人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都完全被钱和财产这一个问题所占据。这样，他们的唯利是图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这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病理性的。这不过是虚荣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它靠着物质财富的堆积来得到一种魔力的表象。这些腰缠万贯的人虽然早已绰有余裕，仍要继续到处抓钱。他们中有一个人曾这样说过：“是的，那(指钱)就是不断地、反复再三地吸引着我的力量！”这人懂得钱的意义，但有许多人不敢懂！权力的拥有与金钱的拥有在今天如此密切的联姻，在我们的文明里对钱财的奋争显得如此天经地义，以致于没人注意许多人的唯利是图是受着虚荣的驱策这一事实。 　　最后，我们还要再讲一个病例，其中包含了前面所讨论过的每一方面的问题，同时它还能让我们了解虚荣心在其间扮演实在重要角色并成为犯罪条件的现象。这个病例与两姐弟有关。弟弟被看作是个缺乏才能的人，而姐姐则因能力极强而负盛名。当弟弟再也无法与姐姐保持竞争状态时，他放弃了。他被推入背景，虽然大家都竭力为他排除路途上的障碍。与此同时，他开始背负上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自己天资不足。从孩提时代开始，经验就告诉他，他姐姐总能够轻而易举地克服生活中的障碍，而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这样，由于他姐姐的优越地位，人们便认为他天资不足，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他进了学校。作为一个悲观失望的儿童，它的事业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地努力避免发现和承认自己的无能。长大些以后，他产生了不愿被迫去扮演一个笨蛋角色的欲望，而希望别人像一个成人般待他。14岁时，他经常参加成人的聚会，但他深切的自卑感总使他如坐针毡，焦虑不安，并常逼迫他去考虑怎样才能扮演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绅士的角色。 　　这就样他的道路一步步将他引向了烟花柳巷。由于逛妓院得花许多钱，而同时他要扮演业个成人角色的愿望又阻止他去向父亲迄讨钱，他开始在走投无路时去偷他父亲的存款。他并不为这种偷窃行为感到难过，反倒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成年人，他不过是父亲的一个出纳员罢了。事情就这样继续者，直到有一天他面临考试不及格的严重威胁。降级将证明他的无能，而他最害怕的就是让人知道他无能。 　　于是下列事件发生了：他突然感到了懊悔的痛苦和良心的谴责，这更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学习。这个小把戏使情形有所改观，因为如果他没能及格，他就有了向人交待的借口。他的悔恨、他的良心责备是那样深痛，以致人们会认为：任何一个处在同样情况下的人都不可能考好试。与此同时，他的精神变得极其涣散，神思恍然，无法用心学习。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夜里他躺在床上想的是：他在学习上是尽力而为、付出努力了的，虽然事实上他在学习上根本没用一点心思。此后发生事情，使他能更有利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家里人强迫他早早起床，结果他整天都睡眠迷朦，累得要死，根本没法专心学习。这样的状况，难道谁还应当要求他与姐姐竞争吗？现在该责怪的不应是他天资欠缺，而是他的懊悔，是他的良心谴责不让他有片刻安宁。最后，他浑身都披上了保护自己的甲胄，再没有什么能对他的虚荣心造成伤害了。如果他考不及格，也是情有可原，没有会说他没有才能；而如果他侥幸及了格，那就能最好地证明他聪明能干。 　　看到这类把戏，我们非常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的虚荣心。在此病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避免发现自己所谓的而实际并不存在的无能，一个人甚至甘冒犯罪之危险。这类对生活航向的偏离都是由野心和虚荣引起的。野心和虚荣失去了坦率爽直的态度以及生活中所有真正的欢乐和幸福，仔细的研究证明这只是虚荣者犯的一个判断错误！ (一)精神生活的概念与前提 　　我们认为，精神仅仅是能自由运动的、有生命的生物的属性。精神与自由运动的关系是固有的。那些牢牢扎根于大地的生物没有必要具有精神。如果根系深入大地的植物具有情感和思想，那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怎能设想植物也许能够接受那无从逃避的痛苦，或者预感那无法避免的痛苦呢？我们又怎能在认定植物必然不能运用意志的同时，又认为它具有理性和自由呢？在这些情形下，植物的意志和理性必然不能结出果实。 　　在运动和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这形成了植物与动物相互之间的不同。因此，在精神生活的演进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切都与运动相联系。与环境变化相联系的所有困难都要求精神能预知未来、积累经验和发展记忆，以使生物更适于生存。这样，我们一开始便可以断言，精神生活的发展与运动密不可分。精神获得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以生物的自由运动性为前提条件。这种运动性刺激、提高着精神生活的强度，并且要求精神生活永远具有更大的强度。假设我们已经对个体的所有运动了如指掌，那么我们能想象得出他的精神生活已经停滞了。“惟有自由造就伟大，强制只能扼杀和毁掉他们”。 (二)精神器官的功能 　　如果我们从上述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精神器官的功能，我们就能意识到我们是在考虑生物遗传能力的演进，有生命的生物正是依靠这个可攻可守的器官对其置身的环境作出反应。精神生活是既积极进攻又寻求安全的综合活动，它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人这种生物在地球上的连绵繁衍，并使他安全地获得发展。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前提，那么进一步的考虑就会由此产生，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精神概念所必需的。我们无法想象一种与世隔绝的精神生活。我们惟一能想象的精神生活是与其环境紧密联系的，它从外界接受刺激并以某种方式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它放弃那些不适于保护自己以抵御外界灾难的能力和力量，或者以某种方式依附于这些力量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上述这种关系十分多见。它们与生物自身有关。人的特点，他的肉本的天性，以及他的优点和缺陷。这是些完全相对的概念，因为我们认为某种本领或某种器官是优是劣只能是完全相对而言的。这些价值只有在个体所处的情境中才能得到确定。众所周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脚是退化的手。对需要爬行的动物而言，这是个决定性的不利条件。但对于必须在平地上行走的人来说，这却是个有利条件，以至于没有人宁愿要那“正常”的手，而不愿要“退化”的脚。事实上，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正如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一样，自卑不应该认为是全部罪恶之源。只有一定的情境才能决定它是优是劣。当我们想起宇宙中的关系是那么杂多班驳，有白天和黑夜，有太阳的普照，有原子的运动以及人的精神生活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三)精神生活的目的 　　我们在精神倾向中能够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运动都直接指向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能将人的精神想象为一个静止的整体。我们只能将它想象为一个运动力量的综合体。但是，这些运动的力量是个别原因的结果，是为圆满地完成一个单一的目标而斗争的。这个目的，这种为达到目标而作的斗争，是“适应”这个概念中固有的。我们只能想象一种具有一定目标的精神生活，存在于精神生活的运动都指向这一目标。 　　人的精神生活决定于他的目标。如果这些活动没有朝着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来决定、延续、变更和指引，那么人就不可能思考、感受、希望和梦想。这结果本身是必然的，因为生物需要使自己适应环境，并对环境作出反应。人类生命的这些身体和精神的现象建立在我们已经证明过的那些基本原理之上。假如没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一个本身由生命的动力决定的目标，我们就不能设想精神的演进。对于这个目标本身，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变化的，或是静止的。 　　在这个基础上，精神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未来某种情境的准备。在心灵这一精神器官中，除了发现一种趋向目标运动的力量，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任何东西，因此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类精神的所有外在表现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 　　了解了一个人的目标，并且对世界也有所了解之后，我们还必须理解这个人的生命运动及其表现有着什么意义，理解他们作为其实现目标的准备，有着什么价值。我们还必须理解这个人为达到目标采取什么类型的运动，就如我们从空中投一块石头落地时，知道它必然要走的路线。当精神不服从自然的法则，因为那始终存在的目标一直处于变化当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那么他的每一种心理倾向都带着某种强迫性去追随这个目标，就好象存在着一种他必须遵守的自然法则一样。制约精神生活的法则无疑存在，但它事实上是一种人造的法则。如果有人觉得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心理法则的存在，那么他是被表面现象欺骗了，因为当他相信自己已经证明了环境不可改变的本性以及它的决定作用时，他已经暗中做了手脚。如果一位画家想画一幅画，人们便把适合一个俱有目标的个体的所有态度加到他头上。他将做所有必需的动作，这些动作将达到必然的结果，就好像有一种起着作用的自然法则一样。但是他真的非画这幅画不可吗？ 　　自然界中的运动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运动是互不相同的。自由意志的所有问题都取决于这重要的一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确实，一旦人的意志纠缠或束缚于某个目标，它就受到了约束。而且由于人与宇宙、动物和社会的关系时常决定着这个目标。那么精神生活往往显得受制于一些不可改变的法则就不奇怪了。但是，举个例子，例如一个人否认他与社会的关系并反抗它们，或拒绝使自己适应生活的现实，那么这些所谓的法则都将被抛开，而被新目标所决定的新法则将代替它。同样，当个体对生活感到困惑并企图断绝他对同胞的感情时，社会生活的法则就约束不了他。从而，我们必须断言，只有在恰当的目标确定以后，精神生活的运动才必然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能从个体现在的种种活动推断出他的目标。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很少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实际的实践中，这是我们为了获得关于人的知识而必须遵守的一项程序。但由于运动可能有许多意义，所以这件事并不总是这么简单。但我们可以记下个体的许多运动，进行比较，并用图表将它们表现出来。我们连接其中表示精神生活明确态度的两点，得到的曲线记录了时间上的差异，从而达到对人的理解。这种方法的运用是为了获得对某一整体生活的统一的印象。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怎样从一个成人身上重新发现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儿童思维模式。 　　一位30岁的男人在情绪极其抑郁的情形下去看精神病医生。他有着特别富于攻击性的性格，虽然在发展上有困难，但还是获得了成功和荣誉。他抱怨自己没有欲望工作，也没有欲望生活，并解释说他正准备订婚，但却以极不信任的态度看待未来。他受着一种强烈妒嫉心的折磨。他的婚约危机四伏，面临破裂。他在这件事情上所举出的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事实，并不令人信服，因为那位年轻的未婚妻也是无可指责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信任使自己遭到怀疑。他属于那许多男人中的一个，他们感到自己受到吸引，从而去接近别人，但立刻对对方表现出一种攻击的态度，从而破坏了他们想试图建立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照上文提过的方法来绘制这个男人生活方式的图表。先打出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并试图将其与他目前的态度联接起来。照我们的经验，通常要求找到最早的童年记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总是客观地测出这一记忆的价值。他最早的童年记忆是这样的：他与他母亲、弟弟曾经在一个市场里，因为市场混乱而拥挤，他母亲把他抱在了怀里，当她发现抱错时，就将他放下，抱起了他弟弟。他在人群中被挤来挤去，感到非常茫然。从这个回忆的传述中，我们证实了我们从他对目前情形抱怨的描述中推测出的完全相同的特征。他不能确信他是否较受宠爱，又不能忍受别人得宠。这种逻辑关系一旦对他讲清楚，我们的病人大为震惊，立即明白了这一关系。 　　每个人的行为都指向特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由环境给予儿童的那些影响与印象决定的。每个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他的目标，可能在他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就形成了。甚至在这时，某些感觉也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在孩子身上激起愉悦的反应，或者带来不适的反应。这时人生哲学的最初迹象出现了，虽然是通过最原始的方式得到表现。当人还是婴儿时，影响灵魂生活的基本要求就已成形。在此基础上，一个上层结构形成了，它可能受到更改、影响或改善。繁多的影响会立刻迫使儿童形成一种对于生活的明确态度，并且调整他对于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特定反应方式。 　　那些相信成人的性格特征在其婴儿期就显而易见的研究人员，并无多大错误。这也可以对人们常认为性格是遗传的这一事实，作出解释。但认为人的性格和个性是从其父母遗传下来的观点是普遍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了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并降低了他的信心。事实上，臆断性格来自遗传的真正原因在别处。这个借口使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采取一种简单的方式，即把学生在学习上的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遗传，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这当然与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 　　我们的文明为目标的确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清除了儿童将要遭遇到的障碍，直到他终于找到一条实现其愿望的途径，保证他既有安全感又能适应生活。儿童在其生命早期就可能明白，为了适应我们的文化现实，他需要多大的安全感。我们并不认为它只是远离危险的安全感，它还包括更进一步的安全系数，保征人这种生物在最佳条件下持续生存，这很像我们在提起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的运转时所说的“安全系数”一样。一个儿童通过要求得到一种“额外”的安全因子而获得这种安全系数，这种安全因子超过仅仅为满足他的本能以及平稳发展所必需的量。这样，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运动。这种新的运动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支配他人、优越于他人的趋向。与成人一样，儿童也想将所有的对手抛在后面。他竭力想获得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将使他获得安全感和适应力，这也正是他的目标。于是，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涌现出某种不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安日渐强烈。现在我们假设世界需要一种更加强烈的反应。假如在这个危急关头，儿童不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将会发现他竭力逃避，编造种种借口，而这一切只会使潜在的对荣耀的渴求更为明显。 　　在此情形下，他的当前目标常常是为了逃避更大的困难。这种畏惧困难，或竭力摆脱困难，以暂时逃避生活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必须理解人类灵魂的反应不是最终的或绝对的，每种反应只是一种局部的反应，是暂时正确的，而决不可认为是对一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特别是在儿童灵魂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谈论的目标概念只是暂时的形态。我们不能用测度成人精神的同样标准来测度儿童的灵魂。就儿童而言，我们必须观察得更深入，并质疑在他的生活中，能力和行动发展自身时最终将要引导他所通向的目标。如果我们能进入他的灵魂，我们就能理解他的努力的种种表现是如何适合他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他为了最终适应生活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儿童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行为，我们就必须站在他的观点上看问题。此外，与他的观点相联系的情感倾向特性也在多方面指引着他。这其中有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串，儿童自信能轻易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他将成长为拥有这样一个性格的个体，即认为人生任伤的解决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从这儿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豁达、坦诚、责任感、勤奋等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与此相反的就是悲观主义倾向的形成发展。想象一个没有自信解决问题的儿童的目标吧！整个世界对于这样一个儿童来说显得多么阴暗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怯懦、耽于自省、不信任，以及所有那些弱者用以保护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特性，他的目标总是位于能力可以获得的界线以外，但却远远落在战斗的人生前线的后面。 (一)绝对真理 　　人的精神不可能自由活动，因为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的必要性，决定了精神的行动路线。这些问题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影响着个体，而它自己却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但是，我们社会生活的现存状况也不能被认为是终极的。它们多得不可胜数，易发生变化和转变。 　　我们远不能完全照亮精神生活问题这一黑暗的深处，远不能透彻理解它的本质，因为我们无法逃出由我们自己的种种关系所织就的那张罗网。 　　为摆脱这一窘境，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假定我们社会生活的逻辑是存在于这颗行星之上的一个最终的绝对真理，在我们克服由于不健全的组织和作为人的有限能力而产生的错误之后，就能逐步接近这个绝对真理。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社会的物质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期曾对此作过描述。根据他们的学说，经济基础，即人生活于其中的技术形式，决定着“理想的、逻辑上的上层建筑”，即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的“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绝对真理”的概念与这些观点是部分一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也就是我们的个体心理学)却教会我们，个体对于某种经济状况的要求作出的错误反应偶尔也会对人有利。为了逃避其经济处境，他可能纠缠于由自己的错误反应所织就的罗网之中，难以摆脱。我们通过绝对真理的方法将引导我们越过无数的此类错误。 (二)对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生活的法则确实像气候的法则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气候的法则迫使人们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抵御寒冷，比如修建房屋等等。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约束力存在于制度中，对这些制度的种种形式我们无须完全理解，比如宗教就是这样。在宗教中，社会规范的神圣化成了社会成员间的一种契约。如果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要决定于宇宙的支配力，那么它还进一步要受到人类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制约，以及从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法则和规律的制约。社会需要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人的社会生活先于其个人生活。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找不到一种不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曾经曾开人类社会生活单独生存过。这很容易解释清楚。整个动物王国都显示出一个基本法则，即物种的个体如果没有能力为何存自身而进行斗争，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群居生活而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本能最终帮助人类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在与严酷的环境作斗争时不断发展演化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灵魂，灵魂的本质遍布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当中。达尔文很久以前就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未发现过单独生存的弱小动物，我们不得不认为人属于弱小动物，因为他同样不足以强大到能单独生存。他对自然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为了能继续在这颗星上生存，他必须借助于许多人造的机器来补充他弱小的身体。想象一个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文明的工具生活在一片原始森林中的情景吧！他将比任何别的生物更为力不从心。他没有别的动物的速度和力量，没有肉食动物的尖利牙齿，没有灵敏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而这一切都是生存斗争所必需的。因而人需要大量的工具来保证他的生存。他的营养、他的特征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都要求得到广泛的保护。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人只有在置于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能持续生存的道理。社会生活为他提供了这些有利条件。社会生活成为必需，因为通过社会和劳动分工，每一个体都使自己从属于群体，这样物种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劳动分工(从本质而方，意味着文明)本身能使人类获得进攻和防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使人占有一切必需的东西。人只有在学会了劳动分工以后，才学会如何显示自己的威力。想想生孩子的艰难和孩子出生后的最初阶段要养活他所必需的种种特别照料吧！只有在劳动分工中，这种照料才能得到实现。再想想那许多人类世代要得的疾病，特别是在其婴儿期。想想这一切，你就会对人生所需要的非同寻常照料有个大致印象，就会对社会生活的必需性有所理解。社会是人类继续生存的最佳保障！ (三)安全与适应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时常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并时常刺激他去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以使自己适应自然。这一刺激迫使他寻求一个能将生活的不利状况排除掉或减到最小的环境。在这时，就出现了对于能够影响适应和安全感获得过程的精神器官的需要。通过增加身体结构本身的防御武器或坚角、利爪或利齿，很难使人脱离原始的半人半兽变成一种新的生物(半人半兽将在与自然的战斗中停滞不前)。只有精神器官能迅速救急，并补偿人机体上的缺陷。对于自身缺陷的连绵不断的感觉，激励人逐渐获得预见和防患于未然的能力，并使他的灵魂演化成为现在这样一种能思维、感觉和行动的器官。既然社会在适应的过程中起着根本的作用，那么精神器官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社会生活的条件。精神器官的所有能力都是在社会生活的逻辑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逻辑的起源中(它具有对普遍适用性的内在需要)，我们无疑会发现人类灵魂发展的下一阶段。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逻辑的。社会生活的另一手段是发音清晰的话语。这一奇迹使人区别于其它动物。话语现象的形式清楚地表明它的社会的起源，并且同样不能从普遍适用的概念中脱离出来。语言对于离群索居的生物体是绝对没有必要的。只有在社会里语言才被证明是合理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各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可以在一些个体身上得到证明。这些个体生活在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与他人接触的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所有联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在每一种情形中，他们都受害于语言交流的缺陷或障碍，并永远不会获得学习外语的能力。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受阻碍，语言的这种纽带作用才能形成和持续下去。 　　语言在人类灵魂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逻辑思维只有在具备语言这个前提下，才成为可能。而且语言使我们有了建立概念并且理解价值的差异性的可能。概念的形成并非私人之事，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只有在普遍适用的前提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才成为可能。我们对于美的愉悦建立在对美的认识、理解和感受的普遍适用性上。因而思想和概念，就象理性、知性、逻辑、道德和审美一样，具有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同时它们又是个体之间联系纽带，其目的是阻止文明的解体。 　　欲望和愿望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境遇的一个方面。愿望只不过是服务于欠缺感的一种倾向，是获得满足的适应感的一种手段。“愿望”意味着感觉到这种倾向，并且进入到其运动中去。每一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都始于一种欠缺感，其结果都走向一种满足、安静和整体的状态。 (四)社会感 　　现在我们就可能理解任何确保人类生存的规则，诸如法规、图腾和禁忌，迷信或教育，都必须受制于社会的概念并适合它。我们已经在宗教中考察了这个观点，并且发现对社会的适应是精神器官最重要的功能，在个体和社会中也都是如此。我们所谓的公正和正直，以及我们认为人的性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要求中产生的条件的实现。这些条件使灵魂具体化，并指导着它的活动。责任感、忠诚、坦率、对真理的热爱等美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普遍有效的原则才能形成并保留下去。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去判断性格的好坏。人的性格与科学、政治和艺术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一样，只有在证明了具有普遍价值后才值得引人注意。一般说来我们用以测度个体的标准决定于他之于大多数人的价值。我们总是把某个人与一个理想的人作比较，这个理想的人能以一种基本上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克服他面临的重重困难，是一个将社会感觉发展到某种高度的人。根据福特墨勒的表述，他是一个“根据社会法则遵守生活规则的人”。在我们以后的阐述中，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即不培养一种深刻的与他人的伙伴关系，以及不训练成为人的本领，就不会有健全的人的成长。 (一)婴儿的处境 　　尽管每个儿童都依赖社会的帮助，他仍然会发现自己而对的是一个既给予又索取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期待你去适应，又给予你的生命以满足。他的本能因为遇到障碍而感困惑，因为被征服而感到痛苦。他很小就意识到，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能够更彻底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对生活有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童年时的这些境遇，他要求拥有一个综合的器官，它的功能是要使正常的生活成为可能。这样，他的灵魂就诞生了。通过评估每一种境遇，灵魂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且指引他以本能的最大满足和最小摩擦迈向另一种境遇。他开始过高估计打开一扇门所需要能力，搬动重物所需的力量，或者别人命令他、让他俯首听命的权力。在他的灵魂中产生了要长大，要长得和别人一样强壮或者更强壮的愿望。支配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因为他的长辈由于他的软弱而对其负有义力，虽然他们的行为似乎也显出看低他的样子。于是两种行动的可能摆在他面前。一方面，他继续自己已经学会的、认为是成人使用的那些活动和方法；另一方面，他可以表现自己的软弱，让成人感到他的软弱从而帮助他。我们不断地在儿童身上发现这种精神倾向的不同。 　　在生命的早期，不同的性格类型开始形成。一些孩子的发展方向是获得权力和勇气，其结果是获得承认。另一些孩子则利用自己的弱小来投机，并试图用最多样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弱小。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个别孩子的态度、表情和举止，就能发现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只有当我们理解每种性格类型与环境的关系时，才能说每种类型都有其意义。对环境的反应，通常可以在任何一个儿童的行为中看到。 　　可塑性的基础在于儿童努力想补偿他的软弱。数以千计的天才和潜力都产生于欠缺感的刺激。现在儿童的境遇却截然不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使儿童感到敌对的环境，这环境给他留下整个世界是一片敌人的国土的印象。儿童思维过程中不彻底的想法是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如果他所受的教育没有预先阻止这一谬见的产生，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灵魂就可能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好像他置身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一旦他在生活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种敌对的印象就会日渐加强。这种情形常发生在有器官缺陷的儿童身上。这些儿童对待环境的态度与那些有相对正常的器官的儿童迥然不同。器官缺陷可能表现为运动困难、单个器官的不健全，或者整个机体抵抗力的微弱(其后果是经常患病)等方面。 　　难以正视世界不一定是儿童机体上的缺陷引起的。荒谬的环境对儿童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或提出这些要求时所采用的不恰当的方式)类似于环境中的实际困难。一个渴望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儿童突然发现了横在他面前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当他对成长的环境已经失去了勇气，充满了悲观主义并迅速地影响了他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二)障碍的影响 　　由于障碍从四面八方逼近儿童，那么他的反应并非一贯恰当就不令人奇怪了。他的精神气质只有短暂的培养时间，同时他发现自己必须去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条件，然而这时他的适应技能却未成熟。每当我们考虑我们对环境任何错误的反应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就像不断地做实验一样，在灵魂的某一部分会不断地作出发展的尝试，从而作出正确的反应，并在生活中取得进步。我们在儿童行为模式的表现中特别觉察到的是，他在成熟过程中面对确定的境遇所作的反应方式。他的反应态度使我们能洞察他的灵魂。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反应与社会支的反应一样，不能依据某种模式进行判断。 　　儿童在其灵魂发展中遇到的障碍通常会阻碍和歪曲他的社会感，这些障碍有的可能来自他物质环境的欠缺，比如源于他的经济、社会、种族或家庭境况的不正常关系。有的可能来自他身体器官的缺陷。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具有健全发育的器官的健康体质的基础之上。因而，重要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很晚才学会走路的儿童，各种运动有困难的儿童，或学会说话很晚的儿童(他们由于大脑的发育缓于正常的儿童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笨拙)都属于这一类型。我们都知道这些儿童时常东碰西撞、手脚笨拙、行动迟缓，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成了他们的负担。这个世界显然没有温情地对待他们，它并不是为了适合他们才形成的。从这些欠缺的发展中必然产生许许多多的障碍。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总有可能得到补偿，不再有任何创伤。在此期间，如果精神需要的痛苦没有形成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绝望，那么，再别上经济拮据，事情会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有缺陷的儿童对于成人社会既定法规的了解极其有限。他们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在他们身边出现的机会，并倾向于将自己孤立起来，逃避自己该完成的任何。他们对于生活中的敌意尤其敏感，并且无意识地夸大这种敌意。他们对于生活痛苦的一面比对于生活光明的一面兴趣更大。大体而方，他们对两者都估计过高，因而他们终其一生都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他们要求别人对自己特别注意，当然他们考虑自己远多于考虑别人。他们设想中的生活的必要责任与其说是刺激，倒不如说是障碍。由于他们对其同伴怀着敌意，他们与环境之间的鸿沟不断拓宽。现在他们带着夸大的谨慎小心对待每一次经历，而每一次接触使他们离真理和现实越来越远，从而不断地给自己带来新的障碍。 　　如果父母对孩子平常的温情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表露，那么相似的障碍就会产生。每当这种情形出现，在儿童成长中的严重后果就接踵而来。孩子的态度变得固执，以至于不能识别爱，因为他追求温情的本能没有得到发展。在温情感没有得到适当发展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身上，很难激发出任何温情的表示。他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一种逃避的姿态，是一种对所有的爱和温情的逃避。如果考虑不周的父母、教育者或其他成人教育儿童爱与温情是不合时宜的、荒唐的，或者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并给他灌输一些有害的格言，也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教育儿童温情是荒唐可笑的，这情形在生活中并不少见。那些经常受到嘲弄的儿童尤其如此。这类儿童深恐显露出情感或温情，因为他们觉得，对别人表现出爱的倾向是荒唐的，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他们抵抗正常的温情，仿佛这温情会奴役他们并使他们丢脸。于是，在童年早期，阻隔爱的生活的界限就设定好了。通过这种阻止和压抑所有温情的野蛮的教育，儿童逐渐从其周围的环境中退缩出来，逐渐丧失了与环境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他的灵魂是极其重要的。有时，身边的某一个人为他提供了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时他会与这个朋友建立极其深厚的关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长大以后，他的社会关系仅指向某一个人，他的社会倾向永不能扩展从而包容更多的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男孩便是这样的例子。当他注意到他的母亲只对他的弟弟表现出温情，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因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始终四处徘徊，试图找到他童年早期未能得到的温情和爱。这个例子证明了这类人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障碍。不用说，这类儿童的教育是在强制下进行的。 　　伴有太多温情的教育与没有温情的教育同样是有害的。被娇惯的儿童与被严格教育的儿童一样在困难重重中艰难前进。从一开始，对温情的渴望就产生了，渐渐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结果是这个倍受宠爱的儿童依恋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拒绝与他们分离。温情的价值由于错误的经验而得到强调，以至于儿童得出结论，他的爱可以迫使成人为他的成长承担某种绝对的责任。这个目的很容易达到：儿童对其父母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这种社会教条的模式常常在家庭这个圈子内滋长。一旦儿童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倾向时，他会表现出更多的温情，从而使别人更加依从他。对家庭中某一特定成员的这种温情的爆发必定会留在记忆中。毫无疑问，儿童的未来将受到这种教育的有害影响。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他将忙于为获取别人的温情而奋斗。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敢于使用一切现成的方法，他可能试图征服他的对手，比如兄弟或姐妹，或者热衷散布流言来打败他们。这类儿童实际上可能怂恿其兄弟去干一些违法之事，使自己显得相对荣耀而正直，从面得到父母的宠爱。他对父母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从而使父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竭尽全力，直到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比任何人都显得重要。他有时懒惰，或干坏事，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父母更为他而忙碌。他有时又成为模范儿童，因为他认为别人的注意是对他的一种奖赏。 　　在对这些办法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旦精神活动的模式确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目标，儿童可能会朝邪恶的方向发展。为了同一目标，他也可能变为模范儿童。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些儿童通过不守规矩，寻求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而另一些更精明的儿童则靠美德达到相同的目标。 　　我们也可以把倍受宠爱的儿童与这样一些儿童归为一类，他们路途上的一切障碍已经被扫除，他们的能力已在友好的方式中被贬低。他们从没有机会去面对责任，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生活准备的机会，这些准备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必需的。对于那些乐于与他们交往的人，他们没有与之接触的准备，当然也不可能与别外一些人接触，这些人由于其童年时代的困境与错误，总为人们之间的联系交往设置障碍。这些儿童对生活完全没有准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克服困难的机会。一旦他们离开家庭这个小小王国像温室一样的氛围，几乎注定要遭受失败，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像宠爱他们的父母那样乐于承担责任的人了，再也找不到他们习惯的氛围了。 　　所有这类现象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或多或少倾向于儿童的孤立。肠胃有毛病的儿童对营养持有一种特别的看法，结果他们与肠胃正常的儿童相比有着不同的发展过程。器官有缺陷的儿童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最终迫命名大会他们陷入孤立。还有一些儿童则不太清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实际上试图回避这种关系。他们找不到一个忠实的朋友，他们玩的游戏与其同伴们所玩的游戏也大相径庭。他们要么羡慕其同伴，要么讨厌其同龄人所玩的游戏，而关在屋子里专心致志玩自己的游戏。在极其严格的教育的压力下长大的孩子也面临与社会隔离的危险。生活在他们看来并非令人愉悦的亮色，因为他们总是对各方面都留下阴暗的印象。要么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忍受生活的一切，并低三下四地接受生活的悲苦，要么他们觉得自己像个战士，准备投入与其敌对环境的战斗。这类儿童感到生活及其职责过于艰难。不难理解，这样的儿童大都会忙于保卫自己个人的边界以免使自己的人格遭到失败。我们可以猜想，在他眼里，外部世界总是不友好的。夸大的警觉使他背上了包袱，使他倾向于回避更大的困难，而不是使自己面对可能失败的危险。 　　这些被娇惯的儿童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是他们社会感发展得不完全的标志)，那就是他们更多考虑自己，而非考虑别人。这一特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朝着一种悲观主义世界观发展的全过程。除非他们找到纠正其错误行为模式的方法，否则他们不会幸福。 (三)人作为社会存在 　　前面我们已详尽地阐明：只有当我们把儿童放在相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才能判断他在世界上的特定境遇。我们所谓的境遇，是指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他对环境和生活中的问题的态度，比如职业的挑战、与人的交往以及与其伙伴的和谐融洽这些人性中固有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断定，那些在生命的伊始就暴风雨般地给他留下的印象将影响他整整一生的态度。在儿童出生后几个月，我们就能断定他将与生活保持怎样的关系。这时，我们完全不可能将两个婴儿的行为方式混淆，因为他们已表现出了相当确定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随着儿童的成长，会日渐清晰，不会再发生变化。儿童的精神活动会越来越受到其社会关系的影响。与生俱来的社会感的最初迹象显露出了他对温情的寻求，这导致他寻求与成人的亲近。儿童的热爱生活总是指向他人，而非像弗洛伊德所说，总指向自己的身体。这些强烈地受性欲影响的努力在强度和表现方式上因人而异。在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上，这些区别可能表现在其语言上。只有在最严重的精神机能退化的重压下，这种牢牢植根于每个儿童灵魂深处的社会感才会离他而去。这种社会感将伴随终生，它在某些情形中会发生变化、歪曲和受到约束，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会扩大、拓宽，直到它不但涉及他自己的家庭成员，还涉及到他的家族、他的国家乃至全人类。它还可能跨越这些界线，而朝着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乃至朝向整个宇宙而表现出来。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把人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一旦掌握这点，我们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行为。 (一)我们宇宙的结构 　　由于每个人都必须适应其环境，他的精神机制便具有从外部世界接纳印象的能力。此外，精神机制还根据对世界一定的了解，沿着从人生之初就形成的理想行为模式的路线去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我们无法用清楚准确的术语来表达对宇宙的理解，表达这个目标，但我们仍然能把它作为一种现存的氛围来描述，并且总与欠缺感作对比。只有在确立了固定的目标以后，才能有精神活动的产正。正如我们所知，目标的建立必须以能力的变化以及一定程序的运动自由为前提。由运动自由引起的精神充实不应被低估。一个第一次从地上站立起来的儿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时他总会感受到一种敌意的氛围。在他最初的运动企图中，尤其是抬脚学习走路时，他经历了种种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强化也可能摧毁他对于未来的希望。那些被认为微不足道或寻常的印象可能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完整地形成他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印象。因而，曾在老实巴交动方面遭遇过困难的儿童为自己树立的理想可能是剧烈、迅速的运动。只要问问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或问问他们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就能发现这样的理想。通常，这类儿童会回答，他们渴望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想克服妨碍自己运动自由的所有困难。他们生活的目标是用完美的运动自由扫除自卑感和障碍感。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障碍感很容易出现在发育缓慢或身体多病的儿童的灵魂之中。同样，眼睛有缺陷的儿童企图把整个世界变得更为直观，听觉有缺陷的儿童会对那些听起来更加令人愉悦的特定音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之，他们变得“爱好音乐”。 　　在儿童用以征服世界的所有器官中，感觉器官在决定他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关系时，显得最为重要。通过感觉器官，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首先接近环境的是眼睛，可视的世界强制性地吸引每个人的注意，为他的生活经验提供主要的资料。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视觉画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有不变的、持久的基础，不像耳、鼻、舌、皮肤这些感觉器官，只能感受短暂的刺激。但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耳朵是主要的感觉器官，他们信息的精神储备主要来自听觉。在此情形中，灵魂可以说具有显著的听觉能力。我们也偶尔发现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肌肉活动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类人，对嗅觉或味觉的刺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气味特别敏感的那类人，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外，对于一些儿童，他们的肌肉系统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类儿童进入这个世界是以极度的焦躁不安为特征的，这使他们在童年时期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成年以后则更加活跃。这类人只对运动肌肉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活动感兴趣。他们甚至在睡眠中都显示出活动的迹象，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在床上焦躁不安的翻来覆去证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坐立不安”的儿童(他们的烦躁不安常被认为是一种恶习)归入这一类。一般地，我们可以说一个儿童如果不是通过强化某个器官组织(不管是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来接近这个世界，那么他几乎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通过较为敏感的器官从外部世界搜集来的印象，儿童形成了其所处世界的形象。由此，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用什么感觉器官系统在接近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人，因为他所有的关系都受这个事实的影响。他的行动和反应从外界的影响中获得益处，他的器官的缺陷影响着他童年时代的宇宙观并进而影响他以后的发展。 (二)宇宙观形成的要素 　　决定我们所有行动的目标也影响着那些心理机能的选择、强度和活动，这些心理机能赋予宇宙观以形式和意义。这就能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只能经历生活的特定环节，或者体验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者确实体验到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只看重适合于自己目标的东西。然而不清楚了解人们内心暗中追求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行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全部活动都受这个目标的影响，那么就不能对他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评价。 A.知觉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送到大脑，并在大脑中留下某些痕迹。这些痕迹构成了想象和记忆的世界。但是知觉不能与摄制的逼真形象相比，因为知觉与知觉者某种特别的、个性的品质有密切的关系。人不能感知所见的一切。没有两个人会对同一景色作出相同的反应。如果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他们会作出相异的回答。一个儿童感知到的只是那些环境中与他的行为模式相适合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原因早已确定了这个行为模式。视觉欲望发展甚好的儿童的感知具有占优势的视觉特征。大部分人可能是视觉意识强的，另外一些人则主要用听觉为自己编造这个世界镶嵌画般的形象。这些知觉不一定要与现实一致。每个人都能把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重新布局、安排，使之适合于他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不寻常性在于他感知到什么以及如何去感知。知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它还是一种精神机能，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出关于内心生活的最为深远的结论。 B.记忆 　　灵魂的发展以感知为基础，并与活动的必要性密切相关。灵魂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灵魂的活动决定于运动性的目标与目的。人必须对其生活的世界的刺激和关系加以搜集和整理。作为适应器官的灵魂，必须发展所有这些机能，因为这些机能在保护自身与维持生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显然，灵魂对于生活问题的独特反应将在灵魂中留下痕迹。记忆和评估的功能受适应的必要性的支配。没有记忆，就不可能对未来有所警惕。我们可以推断，所有的记忆都有一个隐蔽在自身之内的无意识目的。记忆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有着鼓励和警告的作用。决不存在无关紧要或无意义的记忆。只有确实了解记忆推动的目标和目的，才能对记忆作出评估。知道人为什么记住了一些事情而忘记了另一些事情并不重要。我们记住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记忆对某种特定的精神倾向极其重要，因为这些记忆推进了某种重要的潜在的运动。同样，我们也忘掉那些有损于计划完成的事件。由此我们发现，记忆也从属于有目标的适应，每种记忆都受着目标观念的支配，这种目标观念指导着整体的人格。一种持久的记忆，哪怕是一种错误的记忆，就像童年时代那些经常充满偏见的记忆一样，可能超越意识到的领域，表现为一种态度，或表现为一种情调，甚至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只要为了达到希望达到的目标必须这样。 C.想象 　　幻想和想象的产物能够最清楚地表现出个体的独一无二。我们所说的想象是在引起感知的对象不在场的情形下知觉的再现。换句话说，想象是被复制的知觉，是灵魂的创造性机能的又一证明。想象的产物不但是知觉的重复(知觉本身就是灵魂的创造力的产物)，而且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独特的产物，正如知觉是在身体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样。 　　在焦点的清晰明显方面远远胜过惯常想象的是幻想。这类假想是如此的轮廓鲜明，以至于它们不但具有想象的产物的价值，而且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就好象原本不在的刺激物实际存在一样。当幻想显得好像是实际存在的刺激的产物时，我们称之为幻觉。幻觉出现的条件与幻想的白日梦产生的条件完全相同。每一种幻觉都是灵魂的艺术创作，根据特定个体的目标和目的设计和成形。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对此进行说明。 　　有一个聪颖的年轻姑娘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她的父母对于她的婚姻非常恼怒，因而和她断绝了所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相信她父母待她不好。由于双方的骄傲与固执，许多重归于好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位年轻姑娘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富有家庭，由于她的婚姻，却陷入了相当穷困的处境。从外表上看，没有人能从她的婚姻关系上看出什么不幸福的迹象。如果不是在她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们早就认为她已很好地适应了生活。 　　这姑娘一直是她父亲宠爱的孩子，父女关系十分亲密，因而现在的决裂就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她的婚姻，她父亲对她很不好，父女之间的裂痕很深。甚至在她的孩子出生时，她的父母也没有动心，没有去探望她或去看看她的孩子。父母的无情对待，使她一直不能释怀，因为面强烈的欲望的驱使下，尤其是在她正需要安慰照料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刺伤了她的心。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年轻姑娘的情绪完全受其欲望的控制。正是这个性格特征使我们得以洞察为什么她与其父母的决裂对她的影响如此之深。她母亲是个严格、正直的人，有许多优良的品质，虽然她用严厉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女儿。她知道如何服从她的丈夫(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而不真正降低自己的身份。确实，她骄傲地使人们注意到她的服从，并把这种服从视为一种荣耀。在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个儿子，被认为酷似他的父亲，是家族姓氏未来的继承者。他比这个年轻姑娘在家庭中更受重视的事实，足以激发那姑娘的欲望。这个相对受到其父线庇护的姑娘，在她的婚姻中经历了艰难穷困，这使她经常带着日渐增长的不悦想起父母对她的虐待。一天夜里，在她入睡之前，她发生门被打开，圣母玛利亚走到她床前，说：“因为我这样爱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将在12月中旬死去。我不愿让你毫无准备。” 　　她并不害怕这个幻影，但她叫醒了她丈夫——告诉了他。第二天，她去看医生，把这事告诉医生。这应是个幻觉，但她坚持说她的所闻所见相当清楚。初看起来，这似乎不可能，但当我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分析，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切。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具有强烈欲望的年轻姑娘，同时，如我们的观察所表明的，她还具有支配所有人的倾向，她与其父母决裂后，发现自己限入了穷困。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竭力想征服她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她可能接近上帝并与之交谈。如果圣母玛利亚只是出现在想象中(比如在祈祷中)，那么谁也不会觉得这事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但这位姑娘的情形还需进一步说明。 　　当我们明白灵魂可能玩弄的诡计之后，这件事就完全失去了其神秘性。在相似的情形中，不是很多人都做过梦吗？其真正的区别只在于：这位年轻姑娘可以醒着做梦。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她的抑郁感使她的欲望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现在我们意识到，实际上另一位母亲来到了她身边，这位母亲在大众心目中是所有母亲中最伟大的。圣母的出现是因为她的母亲没有来。这幻影的出现是对她母亲对女儿缺乏关爱的谴责。 　　这年轻姑娘现在正试图找到某种方法证明她父母是错误的。12月中旬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考虑自己更为深层的关系，大多数人带着更多的温情彼此亲近，互相赠送礼物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言归于好的可能性变得更为迫切，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特殊的时间与她发现自己处于无所适从的窘境密切相关。 　　这个幻觉中惟一奇怪的事似乎是：圣母的友好到来，是要告诉这个年轻姑娘，她即将死去的坏消息。她告诉丈夫这一幻影时所用的是幸福的语调这一事实，也是极重要的。圣母的这个预言很快播开来，越出她的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医生在次日也知道了这事，这就很容易使她母亲来看望了她。 　　几天以后，圣母玛利亚再次出现，说了同样的话。当询问这位年轻姑娘与其母亲的会面结果如何时，她回答她母亲不承认做错了事。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旧主题的再次出现。她想要支配她母亲的愿望还没有得到实现。 　　这时，我们曾力图让她的父母理解其女儿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因而在她与父亲间安排了一次非常公人满意的会面。场面很感人，但她仍不满意，因为她说自己的父亲的举止很不自然。她还抱怨父亲让她等得太久了！可见，即使赢得了胜利，她也仍然不能摆脱这样的倾向，即认为人人都错，只有自己是成功的胜利者。由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幻觉出现于精神压力最大及人们害怕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情形中。毫无疑问，在发展稍微落后的地区以及在遥远的从前，幻觉对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游记中对于幻觉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在沙漠中迷了路的人，又饥又渴又累，忽然看见了海市蜃楼，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能够理解生命一旦危在旦夕，从中产生的压力将迫使人们的想象为自己创造一个清澈的、使人精神一振的情境，从而逃避环境的不愉快压力。这里的海市蜃楼象征着一种新的情境，它能鼓励疲惫不堪的人们，使其下定决心，变得更为坚强。或者从另一方面，它能使人们变得更为敏感，它像是一种安慰剂或麻醉剂，使人忘却恐惧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我们已经从知觉、记忆机制以及想象中看到过类似的现象，所以幻觉对于我们来说毫不新奇。当我们关注梦境时，还将看到这些同样的过程。想象力的强化以及高级神经中枢判断功能的排除，可以很容易产生幻觉现象。在必要的情形下或是在危险的境遇中，或是在人的能力受到威胁的压力下，人可能通过这一机制消除或克服自己的软弱感。压力越大，就越少去关注极为重要的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力自救”的座右铭的激励下，在其所有的精神能量的协助下，他的想象会被迫转化成幻觉。 　　错觉与幻觉有紧密的关系，惟一的区别在于它保留着一些外部的联系，只是被曲解了，就象歌德《魔王》中的情形一样。它们潜在情形以及其心灵的危机感，则是相同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需要产生时，灵魂的创造力如何能够产生错觉或幻觉。一个杰出家庭出身的男人，由于学业不佳而没有出息，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他已放弃了所有能有所出息的希望，而这种无望加重了他的负担。此外，朋友的责备，也使他的精神负担日渐沉重。在此情形下，他开始酗酒，这立刻带给他一种甜蜜的忘却以及对失败的借口。不久，他因震颤性谵妄被送进医院。谵妄与妄觉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中，患者眼前时常出现一些老鼠、昆虫或蛇之类的小动物。与患者的职业有关的一些幻觉也会出现。 　　我们的病人被送到坚持反对喝酒的医生面前。他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使他彻底戒掉了酒，病愈出院，3年滴酒不沾。最近他又回到了医院。他坚持说他时常看见一个斜着眼睛、龇牙咧嘴冲他而笑的人在一旁监视他的工作。有一次，他特别愤怒，因为那人嘲笑他，他就举起铁镐掷向他，想看看他是真人还是幽灵。那幽灵却闪身躲开了，然后冲向他，狠狠揍了他一顿。 　　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也不能说什么幽灵了，因为那所谓的幽灵有真正的拳头。答案不难找到，他有产生幻觉的习惯，但这次把真人当作了幻影。这向我们清楚表明，虽然他已经摆脱了酗酒的愿望，但是他出院后，更为沉沦。他失去了工作，被赶出了家，现在不得不做临时工谋生，这在他和朋友眼里是最低贱的工作。因而他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少。除了病愈带来的巨大益处，他虽然戒了酒，却由于失去了酒的安慰变得更为不幸。由于酒的助力，他还能干他原来的工作，因为当家里人大声指责时，他还有借口说自己是个酒鬼。这借口比起自己无能保住工作总光彩一点。他病愈后，又必须面对面地正视现实，这情形与从前相比同样充满压力。假如他现在失败了，他已没什么可安慰自己的了，也没有什么好责怪的，甚至包括酒。 　　在这种精神危机的情形中，幻觉重又出现。他认为自己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仍像个酒鬼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并清醒地告诉自己，他整整一生都因为酗酒而毁了，现在已毫无挽回的余地。他希望因为生病摆脱他的有失体面、令人不快的挖沟工作，不再为此而不得不做决定。上述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再次被送进医院。现在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不是酗酒毁了他的生活，他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方法使他对自己的人格评价一直很高。对他来说，保持人格评价不下降，比保住工作更重要。他所有的努力一直都是要让自己确信，如果不是因为不幸运，他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这种证据使他能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使他感到其他人并不比他强，只是他的道路上横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竭力为自己寻找安慰借口的心情下，就产生了那个睨视他的男人的幻觉，这幽灵成了他自尊心的救星。 (三)幻想 　　幻想是灵魂的另一种创造性机能。在我们已描述过的种种现象中，可以找到这种活动的痕迹。正像那些能进入意识的清晰的焦点的记记，或那些想象的异乎寻常的上层结构的建立，幻想和白日梦也被看作是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预见和判断是任何运动的生物体都具有的一种基本机能，它构成了幻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幻想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种预见和预知的方法。儿童和成人的幻想，有时又称作白日梦，总是关注未来，他们活动的目标是建造“空中楼阁”，把虚构的形式作为真实的现实的榜样。对儿童幻想的考察清楚地表明，对权力的追求在儿童的幻想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儿童在其白日梦中总是同自己的勃勃野心打交道。他们的幻想大部分以“我长大以后”之类的话开始。有许多成人在生活中显现出未成年人的倾向。竭力取得权力是他们生活中明显的重心，这再次向我们表明，只有确定了某个目标，灵魂生活才能得到发展。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个目标就是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个体决不长久持续地追求某个中庸的目标，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评价，这自然导致产生高人一等的愿望，以及在竞争中胜利的希望。在儿童幻想中很明显的预见形式几乎全是让儿童的权力得到表现的情境。 　　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给幻想的程度或想象的范围规定一个尺度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前说的对许多情形是有效的，但可能对某些情形并不适用。那些以好战的眼光对待生活的儿童，他们的幻想力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态度使其在极大的压力下小心谨慎。至于那些认为生活总是令人不快的儿童，其想象力也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具有一种特别沉迷于幻想的倾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他们的想象力可能成为逃避生活现实的一种方法。在此情形下，它变成了一种权力的陶醉，个体可以通过其想象的虚构杠杆，升华自己，使自己超越生活的平庸。 　　社会感以及为获得权力所做的努力，也在幻想生活中担任负要角色。在童年时期的幻想中，获得权力的努力很少不表现为要将这权力运用于某些社会目的。这种特征可以在以下这些幻想中清楚地看到：儿童幻想自己成为救世主、好骑士、一个战胜邪恶势力或魔鬼的胜利者等等。儿童时常幻想自己不属于原来的家庭，有朝一日，他们真正的父亲，一个大人物，会来把他们带走。这种幻想常在有很深自卑感的儿童身上出现，他们经受着被生活剥夺一切的烦扰，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不满意自己在家庭圈子里得到的爱与温情。那引起总是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童，他们的外在态度显露出他们渴求显赫的愿望。有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幻想几乎以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有的儿童只戴硬挺的礼帽，或到处拣雪茄的烟蒂，以使自己显得像个男人。有的决心使自己像个男人的年轻姑娘，她们的举止打扮都更像男孩子。 　　说有些儿童没有幻想，显然是个错误。这些儿童要么是不愿表现自己，要么是有别的原因使他们不让自己的幻想表露出来。通过压制自己的想象，儿童可能设法得到一种权力感。由于受到要使自己竭力适应现实的压制，这些儿童往往相信幻想是有失男子汉气概的或显得孩子气，因而他们不愿参与其中。在一些情形下，这种厌恶会发展到极点，以致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完全缺乏想象。 (四)对梦的一般考察 　　除了前面我们已描述过的白日梦以外，我们还必须讨论我们睡眠中产生的重要而有意义的活动，即夜梦。一般而言，夜梦被认为是白日梦的重演，老一辈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性格很容易从梦中了解到。实际上，从历史的曙光初现以来，梦在很大的程度上占据了人类的思想。与在白日梦中一样，人在睡梦中也还在筹划、安排，使自己未来的生活通向一个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是白日梦相对易于理解，而睡梦很少有人能理解。睡梦很难被人理解并不令人奇怪，我们很容易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睡梦是多余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先暂时这样说，渴望征服困难、保持自己未来地位的个体，他对权力的努力争取，可以在其睡梦中传来回声，睡梦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生活的问题。 (五)移情与认同 　　灵魂不但能感知现实中的实际存在物，而且还能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感知、推测。这种能力对任何自由运动的生物体所必需的预见功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把这种能力称作认同或移情。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发展得特别好。它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能在精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找见它。对预见的必需乃是它存在的主要条件。如果我们被迫去预见、预断或预测在某一情境下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运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知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仍未发生的情形做出正确的判断。获得一个视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大的努力去接近新的情境，或以加倍的小心避免它。 　　移情出现在人们相互交谈的时刻。如果不能在交谈的同时认同于对方，就不可能理解对方。戏剧是移情的艺术表现。关于移情的另外的例子还可见于当某人注意到别人身处险境时，所产生的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这种移情作用可能会很强烈，使他无意识地做出保护的动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危险。我们都知道当某人摔坏杯子时，在场的人所做出的姿势！在保龄球场，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运动员随着球的滚动路线而移动他们的身体，就好像他们想靠自己的运动去影响球的滚动路线！同样的情形在足球比赛时也能看到。看台上的观众随着他们所喜欢的球队的进攻方向，做出用力向前推进的动作，或在对方球队得球时，做出抵御的动作。一个常见的表现是，汽车上的乘客在面临危险时，会在无意间做出踩刹车的动作。如果人们从一座高楼上经过，看到楼上有人在擦玻璃，大都会做出某种退缩和保护的动作。当演讲者失去镇定，讲不下去时，听众就会感到压抑和不安。尤其是在剧院里，我们很难使自己不去认同于演员，很难不在内心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的整个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认同能力。如果我们要追溯这种在行动和感觉粘好像是另一人的能力的起源，我们可能会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感的存在占找到它。这实际上是一种宇宙感，是对我们自身在内的整个宇宙的相互联系的反映。它是人之为人所不可避免的特征。它赋予我们认同于那些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事物的机能。 　　正如有不同的程度的社会感一样，移情也存在着不同的程度，这甚至可以在儿童身上观察到。有些儿童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玩具娃娃，就好像这些玩具娃娃是真人一样。而另一些儿童则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更感兴趣。如果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于那些不太有价值或无生命的东西，那么个体的发展就可能完全停止。如果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感，如果具有使自己认同于别的有生命的生物的能力，那么我们常见的儿童对动物的虐待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缺陷的结果是导致儿童在与其同伴建立关系时，只对其中几乎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毫无兴趣。这些表现与缺乏移情能力密切相关。把自己认同于别人的能力的欠缺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会彻底拒绝与其同伴的合作。 (六)催眠与暗示 　　一个个体是如何可能对另一个体的行为发生影响的呢？对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的回答是，这种现象是我们精神生活伴随的表现之一。除非一个个体能影响另一个个体，否则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在某些情形中变得尤其明显，比如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社会感的影响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乐于受其环境的影响。这种乐意接受影响的程度，依赖于施影响者对受影响者的权利的考虑程度。施影响者如果伤害受影响者，就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影响。某个个体要最好地影响另一个个体，就要使他感觉到他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这是教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也许甚至有可能构想出实施某种别的形式的教育，但对此观点矛以考虑的教育体制将是能胜任的，因为它与人最原始的本能即人与人、人与宇宙的关系相关联。 　　只有在对付某个有意要使自己远离社会影响的人时，它才会失败。这种远离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此之前，一定发生过持久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逐步瓦解，以致现在他公然站在社会感的对立面上。这时，对他施回任何一种形式的影响都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戏剧性场面，他对任何影响他的尝试，都报之以反击。 　　我们可能看到那些感到自己受环境压迫的儿童，会对其教育所施的影响表现出的敌意。但在某些例子中，外部压力是如此之强，它扫除了所有的障碍，从而权威的影响得以维持和服从。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服从毫无社会价值。这种服从有时表现得非常奇怪，它使服从者不能适应生活。由于这种卑躬屈膝的服从，没有别人的命令，他们就无法行动或思想。这些范围极广的服从之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这样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甚至服从要他去犯罪的命令。 　　在犯罪团伙中常可见到有趣的例子。那些执行团伙命令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而团伙头头常常远离作案现场。几乎在所有处理团伙犯罪的重大案子中，都有这类惟命是从，充当爪牙的人。这种影响甚至大的盲目影响有时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致使我们有时能发现一些人为自己卑躬屈膝的服从感到骄傲，认为是使其野心得到满足的途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相互影响的正常情形，就会发现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那些较为通情达理、具有判断力的人，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受到歪曲。相反，那此渴望高人一等，支配他人的人很难受到影响。观察的结果每天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当父母抱怨孩子时，很少是由于他们的盲目服从。最常见的抱怨是由于孩子的不听话。研究表明，这些儿童被禁锢在一种要求他们高于环境中其他人的趋向中。他们拼力想撞倒这束缚他们生活的围墙。由于在家里得到错误对待，教育的影响很难施及到他们。 　　力争权力的程度与人受教育的程度成反比。虽然这样，我们的家庭教育大都关注于激发孩子的野心，唤醒其思想，教他去寻求辉煌的理想。这并非由于父母缺少考虑，而是由于我们的整个文明充满着这种相同的夸大的妄想。在家庭中强调的重心是个体应比其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更卓越、更好、更荣耀。在关于虚荣的章节里，我们还将有机会论述这种激励野心的教育方法是怎样地不适应社会预处理活，以及心智的发展怎样受到野心所带来困难的阻碍。 　　个人无条件服从的结果，是使自己深受环境的影响，被催眠者与他们相似。想象一个服从别人所有异想天开的念头，即使是短时间的，会是怎样的情形！催眠术就建立在这种相类似的基础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说或者可以相信他愿意接受催眠，但却可能缺乏服从于他人的精神准备。另一种人可能有意识地拒绝，实际上却天生渴望服从。在催眠术中，决定被催眠者行为的惟一因素是他的心理态度。他所说和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由于辨不清这一事实，对催眠术产生了许多误解。在催眠术中，人们时常注意到被催眠者表现上看来好像是在抗拒着催眠，而实际上却愿意服从催眠者的命令。这种愿意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以至于催眠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对催眠的愿意程度完全不依赖于催眠者的意志，而完全取决于被催眠者的心理态度。 　　从本质而言，催眠与睡眠颇像。它之所以神秘只是因为这种睡眠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命令而产生。这个命令只对乐于服从它的人才有效。决定性的因素通常是被催眠者的禀性和性格。只有乐意听从别人命令，不使用判断机能的人才能进入催眠状态。催眠之所以不同于普遍的睡眠，在于它对运动机能的排除达到了连运动中枢都受催眠者命令调动的程度。在这种状态下，被催眠者处于某种和平常睡眠一样的朦胧睡意之中，只记得起催眠者允许他记忆的事情。催眠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机能——灵魂最精致的产物——在催眠过程中完全陷于瘫痪。可以说，被催眠者已经变成了催眠者的一只延伸的手，一个服从他命令的器官。 　　大部分具有影响他人行为能力的人，将这一能力归属为他们某种神秘的能力，这导致了巨大的危险，尤其是在通灵术和催眠术的有害活动中。这些人对人类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所有表现都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不幸的是，人这种动物很易于服从，在任何装出自己有特异神力的人面前，他们都会成为牺牲品。很多人都有不经验证即承认某一权威的习性。人们想被人愚弄，想被人的虚张声势吓住，而不对此进行理性的审视。这种活动不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任何秩序，只会接二连三地导致被欺骗者的反抗。通灵术者和催眠术者不可能长期为所欲为，他们时常会遇上一个所谓的被催眠者，被被他愚弄。这有时候是那些试图在被催眠者身上显示其力量的科学家的经历。 　　在另一些情形中，真理与谬误奇怪地混合着：被催眠者可以说是个被骗的骗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愚弄了催眠者，但又使自己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儿，起明显作用的不是催眠者的力量，而总是被催眠者的乐意服从。没有什么魔力能够影响被催眠者，除非是催眠者虚张声势的能力。任何习惯于理性生活的人，任何习惯自己作决定的人，任何批判地接受他人话语的人，自然都不会被催眠，也永远不会被通灵术迷惑。催眠术和通灵术只是奴隶般服从的表现。 　　到这儿，我们也必须考察一下暗示。将暗示归于印象和刺激的范畴最容易被人理解。不言而喻，没有人只是偶尔受到刺激。我们都不断地受到外部世界不可胜数的印象的影响，因而只对一种刺激有感知是不可能的。某个印象一旦被感觉到，就会持续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影响。当这些印象以另一个人的要求和请求的形式出现时(他的目的是说服对方)，我们称之为暗示。这种情形是对被暗示者心中已经存在的观点的改变或强化。真正较为困难的问题在于，每个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反应各自不同。他受到影响的程度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有两种人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种人总是过高估计别人的观点，因而轻视自己的见解，不管其正确与否。他们高估别人的重要性，并且乐于依从他们的见解。这种人特别易受暗示或催眠的影响。另一种人把每种刺激或暗示都当作是侮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对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毫不关心。他们漠视其他人的观点。这两种人都有弱点。第二种人的弱点在于不会接受他人的观点，属于这一范畴的人通常是非常好斗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为自己能接受暗示而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宣称的这种开放性和通情达理只会强化他们的孤立状态。实际上，他们不易接近，并且很难和他们共事。 (一)童年早期的情形 　　现在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天生有缺陷的儿童与那些自小就享有生之快乐的儿童相比，在对待生活及其伙伴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可以陈述这样一个基本法则，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自小就被卷入了令人痛苦的生存斗争之中，结果常常使其社会感陷于窒息。他们对适应自己的同伴毫无兴趣，却全神贯注于自己以及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上。对器官缺陷继续起作用的东西，同样对任何社会或经济的负担起作用。这种负担可能表现为多余的重荷，可能导致对世界的敌对态度。从很早开始，这种决定性的趋势就得到了确定。这类儿童常常在两岁时感到，他们在竞争的准备不如其同伴充分；他们在普通的游戏和娱乐中也不敢相信自己。过去种种缺陷的结果使他们有了一种被忽视的感觉，这感觉又表现为他们焦急期待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有自卑的一面。家庭不给他们提供一定量的社会感，他将很难独立生存。当我们看到儿童的软弱和无助时，就能意识到，在每个人的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伴随着一种自卑感。每个儿童迟早都会意识到自己无法单枪匹马应付生活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儿童努力奋斗的驱力和起点。它决定儿童将如何获得安宁与安全，也决定他生存的目标，并为这一目标准备前进的道路。 　　儿童可塑性的基础与器官的潜能密切相关。可塑性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破坏。一种因素是夸大的、强化的、未消除的自卑感；另一种因素是其目标不但要求安全、安宁与社会平衡，还要求尽力获得影响环境的权力，达到支配其同伴的目标。有这目标的儿童很容易辨认出来。因为他们往往认为所有的经历都是失败的，而且总认为自己受到自然与他人的忽视与歧视，所以他们成了“问题”儿童(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认同在儿童生活中产生的曲折、不充分、充满错误发展的强制的必要性)。每个儿童都会陷入错误发展的危险，迟早都会发现自己陷入某种危险的境地。 　　因为每个儿童都必须在成人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容易认为自己是软弱、渺小、无法独立生活的。他不相信自己能不出错误地或得体地做完那些别人认为他能做的简单工作。我们在教育上的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要求儿童做力不能及的事，使儿童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而感到极其惭愧。一些成人甚至有意识地要让儿童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还有一些儿童被看作是玩具、活动玩偶，或者被看成是必须小心看护的贵重财产；而另一些儿童相信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讨成人欢喜，要么就是令成人不快。因父母而产生的这种自卑感，可能会由于我们文明的某些特别的特征而进一步得到强化。不认真地看待儿童的习性就属于这一范畴。儿童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是个无名小卒，没有权利。他是生活的装饰品，没有发言权。他必须谦恭有礼、安安静静，等等。 　　许多儿童在被人嘲笑的持续恐惧中长大。对儿童的嘲弄近乎犯罪。它将持续地在儿童的灵魂上发挥作用，并转化为他成人时期的习惯和行动。一个小时候常被人嘲弄的成人很容易识别，他无法摆脱再次被嘲弄的恐惧。不认真看待儿童的另一面是习惯于对他们说谎，说明显的谎言，结果是儿童不但开始怀疑他的周围环境，而且还开始怀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我们的病例中曾记载过这样的儿童，他们在学校里不断发笑，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理由，但当追问原因时，他们承认说，他们认为学校是他们父母所开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二)自卑感的补偿：力求获得承认和优越感 　　自卑感、欠缺感和不安全感决定个人存在的目标。争取引人注目，迫使父母注意自己的倾向在生命伊始就已表现出来。在此，我们发现，在自卑感的伴随影响下，渐渐苏醒的要求获得承认的愿望的最初迹象，其目的是要实现目标，使个体从表面上看来优越于他的环境。 　　社会感的程度和质量都有助于确定这出人头地的目标。不将个体出人头地的目标与其社会感的总量作一比较，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一个体，不管他是儿童还是成人。他的目标已确定，目标的实现能保证优越感的获得或者提高自我人格的评价，从而使生活显得有价值。正是这个目标赋予我们的感觉以价值，联系和协调着我们的感情，形成着我们的想象，引导着我们的创造力，决定着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和必须忘掉什么。我们能够意识到，感觉、感情、情绪和想象的价值是怎样的具有相对性，即使它们不是绝对的量；我们精神活动的这些基本要求受着力求获得一确定目标的影响，我们的知觉受着它的先入之见的支配和选择，可以这样说，带着不为人知的细微迹象，指向人格力求获得的最终的目标。 　　我们通过一个确定的点给自己定向，这个点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的，并不真实存在，只是一种虚构。这种假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欠缺。这与其他科学所使用的虚构很相似，比如用并不存在但却非常有用的子午线来划分地球。在所有精神虚构的案例中，我们不得不先假定一个固定的点，哪怕进一步的观察会迫使我们承认这个点并不存在。这种假定的目标只是使我们在紊乱的生存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以便对相对价值有所认识。这样做的优点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一旦被假定下来的固定的点，对我们的所有感觉和感情进行分类。 　　因此，个体心理学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启发式的体系和方法：它把人的行为认定和理解为一个仿佛说明目的的关系群，它在力求实现确定目标的影响下形成，而这目标建立在人这种生物体的基本遗传潜能上。然而，我们的经验表明，为一目标奋斗这一假定不只是一种合适的虚构，而且与实际事实在许多根本点上相一致，不管这些事实是在意识生活中还是在无意识生活之中。这一目标奋斗和精神生活的有目的性不但是一种哲学假定，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我们探讨如何才能最有利地阻止为权力而奋斗的发展这个我们文明中最大的恶果时，我们发现自己面临重重困难，因为这种奋斗始于儿童不易接近的时候。人们只能在儿童以后的生活中试图对其加以改善或消除。然而在这时，与儿童生活在一起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发展他们的社会感，因而为个人权力所做的奋斗变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进一步的困难还在于儿童不公开表现他们为权力而作的奋斗，而是隐藏在宽容、温情的外表之下，他们在面纱之后开展其活动。他们谦恭地期待能借此方法避免泄露自己的心思。对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奋争，会导致儿童精神发展的退化。追求安全和权力的过分夸大的驱力，可以变勇气为厚颜无耻，变服从为懦弱，变温情为统治世界的诡秘的背叛。所有自然的感情或表达最终将伴随着一种伪善的添油加醋，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周围的一切。 　　教育借助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补偿儿童不安全感的愿望去影响儿童，同时也通过教会他生活技能，通过赋予他一种受过训练的理解力以及使他具备对待其伙伴的社会感去影响他。所有这些措施，无论它们源自何处，都是帮助成长中的儿童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儿童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来判断儿童灵魂中发生的事，因为这些性格特征是照见灵魂活动的一面镜子。儿童实际上的自卑情绪虽然对于他的心理状况极其重要，但绝不是衡量其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尺度，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他如何理解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不能期待儿童在任何特殊的境遇中都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估价，即使成人也做不到这点！正是在这时，困难并驾齐驱地产生了。在复杂的境遇中成长的儿童，对于其自卑感程度的错误估计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个儿童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他的处境。但大体上，儿童对其自卑感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变化，直到最后固定下来并作为明确的自我估价表现出来。这成为儿童在他所有的行为中保持自我估计的“估量”，儿童创造出来使自己摆脱自卑感的补偿趋向将指向这个或那个目标。 　　灵魂尝试通过奋力追求补偿机制来平稀令人痛苦的自卑感，这在有机界有类似的现象。众所周知我们身体的那些对生活来说必需的器官，当因为受到损害而使其生产能力减少到正常状态下时，就会产生增生或功能强化。因此，心脏在循环不畅时，似乎从整个身体吸收来新的能量，它可能变大直到它比正常的心脏更有力。同样，灵魂的自卑感的压力下或在个体认为自己渺小、无助的痛苦想法的折磨下，灵魂会竭尽全力去超越“自卑情结”，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自卑感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儿童会害怕自己无法补偿自己的软弱，于是，在儿童力求补偿时，危险出现了。他将不会满足于力量平衡的简单恢复，他将要求一种过度补偿，寻求一种衡量标准的超值。 　　对权力的奋争可能会夸大和强化，以至于可以称之为病态，这时，普通的生活关系就不再令人满意了，在此情形下的运动都表现出某种夸张的姿态。他们能很好的适应其目标。在研究病态的权力驱力时，我们发现那引起用超乎寻常的努力，寻求生活安全处境的个体，更迫不及待，更缺乏耐心，更有强烈的冲动，更不考虑他人。这些儿童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为出人头地的目标所做的夸张的运动；他们对他人生活的攻击，使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生活。他们和这个世界彼此对抗。 　　从最坏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有些儿童在表达其对于权力的奋争时，并不是蓄意要和社会直接发生冲突，并且他们的野心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特征。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其活动和成功时，就会发现社会并没有从他们的成功中获益，因为他们的野心是那种自私的野心，因而总会使他们成为他人道路上的扰乱分子。渐渐地，其他特征也将会出现。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关系来考察，这些特征将日渐呈现出反社会的色彩。 　　在这些表现中最重要的是骄傲、虚荣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征服他人的渴望。后者可能会由于个体对地位的提高，由于他轻视所有与他接触的人而得以暗中实现。在后一种情形中，最重要的是使他与其同伴分隔开来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但令环境不悦，而且也令置身于环境中的个体不悦，因为这会不断地导致他与生活的阴暗面接触，妨碍他享受任何生活的乐趣。 　　一些儿童希望用夸大了的追求权力的驱力，来保证自己对环境的影响力。这种驱力很快迫使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普通工作和职责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将这种渴求权力的个体与理想的社会人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少量的经验而指定他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使自己远离其同伴的程度。一个对人性判断敏锐的人也关注着生理缺陷和自卑情绪的重要性，不过他知道在灵魂的演进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事先的困难，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 　　在承认灵魂固有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困难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我们在这时已经获得了关于人性的正确知识，只要我们彻底地发展自己的社会感，这知识就永远不会变成一种害人的工具。我们反而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的同伴。我们不该责备有着生理缺陷的人以及有着令人不悦的性格特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这不是他的责任。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他有表示自己的愤怒的权利，而且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对他的处境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受责备的应是我们，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警惕来阻止产生这种社会悲剧的事发生。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我们就会最终改善这一状况。我们不应把这样一类人看作是落泊的、毫无价值的废物，而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同胞。我们应给他创造一种气氛，使他能发现自己有可能与环境中的其他人一样，相互平等。设想一个一望便知有器官或生理缺陷的人站在你面前，这一切会使你感到多么地不愉快！这是衡量你需要多少教育的一个良好的尺度，以使你获得一种绝对公正的社会价值感，并且使你与社会感的真理完全和谐。而且，我们也可以借此判断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个体。 　　不言而喻，那些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个体，从生之开始就感到了一种多余的生存负担，因而，他们发现自己在看待整个人生时显得极为悲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卑感变得强烈的儿童，虽然他们的器官缺陷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境况之中。自卑感可能会由于人为的原因而变得非常强烈，因而导致相同的结果，就好像这个儿童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严重的缺陷一样。在这个关键时期，非常苛刻的教育就可能导致这样的不幸后果。在儿童生命早期离下的创伤，就永远不可能消失。他们所遭受的冷遇也阻止他们接近环境中的其他人。从而，他们相信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缺乏爱意仁慈的世界里，他们与这个世界没有共同的接触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他很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他所有行动的重要性。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关系已坏到不可能再坏的地步。他和妻子是这样的两个个体，他们对对任何事件价值的评估都当作征服对方的一种手段，甚至对头发的粗细也是如此。互相争吵、责怪和侮辱，最后导致他们完全地彼此疏远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丈夫仅存在那一点对其同伴的社会感，至少对他的妻子和朋友是如此，已经窒息在他对优越感的渴求中了。 　　我们从他对自己生活的叙述中得知以下事实：在17岁以前，他的身体发育不全。他的声音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他没有体毛，也没有胡子，而且是学校里最矮小的学生之一。现在他36岁，从外表看来，看不出他缺乏男性特征，大自然似乎已追上来，完成了在他17岁时没有做的一切。但是整整8年，他受着自己发育不全的痛苦折磨。那时候，他对大自然将会补偿他的生理异常没有任何保证，他一直受着自己将永远滞留在“儿童”状态这个想法的折磨。 　　早在那时候我们已能发现他现在性格特征的发端了。他装出一副好像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样子，好像他所有的行为都极具分量。他的一举一动都想使自己成为他人注意的中心。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些性格特征。结婚以后，他也一直不断地忙于给妻子施加这样的印象，即他实际上比她想象中更伟大、更重要。而妻子却总是急于向他表明他对自己一贯的评价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婚姻，甚至在订婚时就已显示了破裂的迹象，不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最终在一次社会的暴动中结束。这时，他来找医生，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原本就受过打击的自尊心变得伤痕累累。为了得到治愈，他必须先要从医生那儿学会如何理解人性，学会如何评价他在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并认识到他对自己低下地位的错误评价，已经影响了整个生活。 (三)人生的曲线图和宇宙观 　　我们在说明这些病例时，时常需要表明童年印象与病人现在提供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关系。用类似数学公式的曲线图能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连接两点的一条线就代表着这个方程式。我们将成功地在许多病例中绘制出这种生活的曲线图，这是随着个体的整体运动绘制的精神曲线。这条曲线的方程式就是个体从童年最早期就开始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一些读者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我们试图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小看人的命运，或者认为我们有否认人是自己生活的主人的倾向，因而认为我们是在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就自由意志而言，这一谴责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虽然它的最终结构会有微小的变化，但是它的实质内容、它的能量和意义从童年早期开始一直保持不变，虽然紧接于童年境遇之后的与成人环境的关系，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使其有所更改。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必须搜索出童年时期最早的个人经历，因为婴幼儿早期的印象标志着儿童发展的方向，也标示着他对未来的生存挑战必然作出的反应。儿童对生存挑战作出反应时会用上所有他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心理可能性；他在婴幼儿最早期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并且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不曾改变过，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他的表现方式会与最初时大不相同，得知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此，重要的是把儿童放进一种关系之中，使他很难形成关于生活的错误概念。他的力量和抵抗力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教育他的人的性格特征也几乎同样重要。虽然在生命初期，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性的、反射性的，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典型反应却由于某种目的性而有所变更。一开始，个人需要的因素决定其痛苦和快乐，但后来他却获得了躲避和战胜这些原始需求的压力的能力。这一现象出现在自我发现的时候，大致在他开始学会称为“我”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儿童已经意识到他置身在与其环境的固定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决非是中性的，因为它强迫儿童根据其世界观和他的幸福和完美的观念所提出的要求，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来调整他的关系。 　　如果我们重申我们在论及人类精神生活的目的时所说的一切，我们会日渐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不可毁灭的统一体是这一行为模式的特别标志。将人只看作统一人格的必要性在那些病例中变得日渐明显，但病人表面上看来与已经发现的精神趋向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儿童在学校与在家里的行为完全对立，正如有一些成人，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真实性格相反，使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性格。同样，两个人的过动和表现在外表上可能完全一致，然而检查他们基本的行为模式，就证实他们截然不同。当两个个体表面上看来似乎在做同一件事，实际上每一个都在做着独特而不同的事，而当两个个体表面上看来好像在做不同的事时，实际上他们可能在做同一件事！ 　　由于可能存在的诸多意义，我们决不能判定精神生活的表现是简单的孤立现象。相反，我们必须根据指引它们的那个统一的目标，来评估它们。只有当我们了解一种现象在个人生活的全部背景中所具有的价值，才能知道它的本质含义；只有当我们再次确认个人生活的每一种表现都是他统一的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一法则时，我们才可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最终理解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建立在奋力追求一个目标的基础之上，理解它自始至终都受着条件的限制，那么我们也就能理解最大错误的可能性到底存在在哪儿。这些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特定模式以及在自己个体生活模式的强化意义上，运用自己的成功和精神资源的。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从不检验任何事情而只是接受、转换和吸收自己意识到的阴暗面和无意识深处的所有感知。只有科学能够照亮这一进程并使它被人理解。也只有科学能够更改它。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总结我们对这个观点的阐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运用我们所学的个体心理学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每一种现象。 　　一位年轻的妇女来看医生，抱怨自己对生活难以抑制的不满，而且她相信这种不满来自于她整天被大量各种各样的职责占据得满满的。从外表上看来，我们发现她是个性急的人，眼睛不安地转动。她抱怨说每当自己必须做一件简单的工作时，总有一种巨大的不安控制着她。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儿我们得知，她把一切都看得很重，而且她似乎就要被自己的劳动负担压垮了。我们得出的总印象是，她是个把一切都看得很重的人，这是许多人共有的一种特征。她家的一位成员说的话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她总是在一切事情上大惊小怪，小题大作。” 　　让我们力图想象一下这样的行为将对一群人或将在婚姻关系中给人以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就能分析这种将简单的工作看得特别艰难、重要的倾向。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倾向好像扮演着一个恳求者，恳求环境不要再强加给她更多的工作，因为她再也胜任不了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对这位妇女人格的了解还不充分。我们必激励她进一步说说自己。在这种考察中，我们必须旁敲侧击，体贴周到，不能有支配病人的企图，因为这只会激起她的好战性。一旦她树立了信心，并给她谈话的机会，我们就能逐步得出结论，即她整整一生都在关心、担忧着一个单一的目标。她的行为表明，她在试图向某个人(可能是她丈夫)证明她再也不能承受任何义务或责任了，她应该得到细心对待和脉脉温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和想象，这一切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一定已经开始了，那时她就提过这样的要求。我们成功地使她确认，许多年以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脉脉的温情。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了，这是她渴望体贴关心的愿望的强化。过去她对温暖和仁爱的渴望可能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她现在试图阻止这样的事再发生。 　　我们的发现在她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中进一步得到证明。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与她截然不同的朋友，这位朋友有不幸的婚姻，她渴望从中逃离出来。有一次，她去见她的朋友，只见她的朋友站着，手里拿着一本书，用一种厌烦的声调告诉丈夫，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否准备午餐。这惹恼了她的丈夫，他用严厉的措词批评了妻子的整个人格。对这件事，我们的病人补充道：“当我提起这件事时，我想我的方法要好得多。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指责我，因为我从早到晚一直做着超负荷的工作。如果在我家，午饭没有准时准备好，没有人会对我说什么，因为我的时间被那么多匆忙重复的事填得满满的。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我们可以明白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用一种相对不冒犯别人的方式，她试图获得某种优越感，但同时仍然通过不断恳求别人温情的对待而免受别人的责备。既然这方法是成功的，那么要求她放弃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她行为的含义不止这些。她对温情的恳求(这同时也是支配他人的一种企图)永远不会停止。由此，各种自相矛盾的事产生了。如果家里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必然引起“无事生非”的结果，接下来她要做太多的事必然时常犯头疼病；而且她夜里永远睡不安稳，因为她必需要把一切事做得井井有条。接到请谏对于她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她必须为此做许多准备。既然最简单的事对她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那么到别人家做客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了。她得夜以继日的做准备。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她要么会因不能前往向别人表示歉意，要么她至少会迟到。这种人生活中的社会感决不会超过某种限度。 　　在婚姻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关系，会由于这种对温情的恳求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重要性。比如可以想象到，丈夫因为心于公务而不能在家，或要单独出去拜访别人，或必须出席他所属的协会的会议。如果在这些时候他留妻子单独在家，难道不会破坏夫妻间的温情和关爱吗？首先，我们也各市地会说，这常常也是事实，婚姻关系有很好的理由尽可能地将丈夫留在家中。从部分看来，这一义务似乎是令人愉快的，但实际上对于任何有职业的男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和谐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这个病例中，它出现得很快。丈夫有时试图很晚才上床睡觉，以免打扰他妻子，只是他吃惊地发现她仍旧醒着，向他投来责备的眼神。 　　我们在这儿用不着想象所有这类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讨论的不只是女人的小伎俩，因为许多男人也有类似的态度。我们是要表明，对关爱的要求有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病例中会出现下列情形，有时候，丈夫不得不在外面过夜，她就会告诉他，既然他很少出入社交场合，那么他不必回来得太早。虽然他用打趣的语调说这番话，但这番话的用意是认真的。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否定了我们前面所得的印象。但当我们进一步观察后，就会看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做妻子的很聪明，没有行动上表现出对丈夫管束过严。从外表看来，她娇媚可爱，性格上也没有什么缺点，只是她的思维方式令我们感兴趣。她对丈夫讲的那番话，真正的含义在于，这是妻子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既然她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外面呆得很晚，然而如果他为了自己的原因老是这样，她将会感到自己受到极度的伤害和冷落。她的话给整个情形披上了一层面纱。她成了夫妻关系中发号施令的一方，她丈夫，虽然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社会义务，也得服从妻子的愿望和意志。 　　现在让我们把她对温情的渴望与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在她能发出命令时，她才能忍受任何一种情形)相联系。我们突然意识到，整整一生中，她都受着决不要屈居第二这一冲动的驱使，永远要保持支配地位，决不让任何责备将她挤出安全的位置，永远维持在她的小生活环境的中心地位。我们将在我们所发现的任何一种情形中找到这种运动。比如，在不得不找一新仆人时，她变得高度兴奋。很显然，她急于想知道她是否能继续统治这个新仆人，就像她以前统冶那个旧仆人一样。同样，当她打算离家出去散步时，她离开了这个无条件接受她统治的安全地带，融入了这个世界，走上了大街，突然没有东西能让她支配了，她必须避开一切汽车，实际上她在扮演籽一个非常顺从的角色。当我们理解她在家实施的专制统治，那么她现在紧张的原因和意义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常常会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决不会想到这个人正在经受折磨。另一方面，这种折磨可能会达到极高的程度。试想一下这种紧张被夸大、扩展的情形吧。有些人害怕坐公共汽车，因为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人。这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到最后根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对病例的进一步考察，还能使我们看到童年时代的印象对个体生活发生影响的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例子。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妇女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和他的整整一生都以从未听说过的强度指向温暖、尊重、荣誉和温情的获得，那么做出一副仿佛总是负担过重和疲惫不堪的样子，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种并不坏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能总是避开批评，同时迫使环境对她温柔有加，并且可以避免一切可能破坏正摇摆不定的精神平衡的东西。 　　如果再往回考察我们的病人的生活历程，我们会发现她甚至在学校念书时已有了这种倾向。每当她做不了家庭作业，她会变得异乎寻常地兴奋，并用这方式迫使老师非常温和地对待她。对这点她补充说，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时常和她弟弟闹矛盾，因为他看来总是更多地得到父母的宠爱。她尤其恼恨的是，人们对弟弟的成绩总是关注更多，而对她的好成绩(开始她是个好学生)，人们无动于衷。最后，她几乎再也不能忍受了，因而整天抱怨不停，她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好成绩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位小姑娘正在奋力争取平等，从童年时代的最早期开始，她已经有了自卑感，她一直试图要克服它。她在学校的好成绩没能给她带来补偿，因而她变成了一个坏学生。她试图用坏的学习成绩来超过她弟弟！这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但是她幼稚地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她父母的注意力会更多地转移到她身上。她的一些小伎俩一定是有意识的，因为她清楚地断言，她那时想做一个坏学生！ 　　然而，她的父母一点也不为她的成绩差而烦恼。这时，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她突然在学习上有了明显的成功，因为现在她妹妹作为一个新角色上场了！这个妹妹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差，但她母亲对此所表现的担忧几乎与对她弟弟成绩不好所表现出来的同样强烈，这其中的特殊原因在于我们的病人只是学习成绩不好，而她妹妹却是品行成绩不好。这样，她自然很容易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因为品行成绩很差与只是学习成绩差，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父母特别着急，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到妹妹身上了。 　　这样，争取平等的战斗就暂时失败了。但争取平等之战的失利并不导致永久的和平。没有能忍受这样的境遇。从此，我们不断发现形成她性格的新趋向和新活动。我们现在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小题大作，她的紧张的匆忙以及她表现自己无法忍受重压的愿望等等的含义了。这最初是做给她母亲看的，其意图是要迫使父母能像对她弟弟、妹妹一样注意她。同时，这也是对父母待自己不好的一种责备。那时所产生的这种基本态度，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我们还可以再往回走，深入她更早的生活。她记起童年时发生的一件特别鲜明生动的事。当时她想用一块木头去打她刚刚出生的弟弟，由于她母亲的谨慎，避免了大的伤害。那时，她才3岁，这小姑娘已经发现(甚至在那时)她之所以受到忽视，评价不高，只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她清晰地记得，她曾无数次地表达自己想成为一个男孩的愿望。她弟弟的诞生不但将她赶出了温暖的安乐窝，而且尤其令她感到了侮辱。因为作为一个男孩，弟弟得到的待遇比她曾经得到的好得多。在她为这缺陷奋力争取补偿时，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就是总装出自己在工作上负荷过重。 　　现在让我们来阐释一个梦，以表明这种行为模式已深深植根在她的灵魂之中，她梦见自己在家中和丈夫谈话，但她的丈夫不像个男人，反而像个女人。这个细节是她用以处理自己的一切经验和关系的模式的象征。这个梦意味着在她丈夫那儿，她得到了平衡。他不再是像她弟弟那样支配一切的男性，而已经像个女人了。他们之间没有地位上的不同。在她的梦里，她获得了自童年时代开始就一直期望的一切。 　　用这种方式，我们已成功地把一个人灵魂生活中的两点连结了起来。我们发现了她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曲线以及她的行为模式。从这里，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统一的印象，现总结如下：我们正在探讨的是一个用和蔼可亲的手段，奋力争取扮演支配别人角色的人。 社会感对性格发展的重要性 　　仅次于对权力追求的社会感，在性格发展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在儿童早期的心理趋向里，社会感就像对重要性的追求一样，尤其表现在他对接触和温情的欲求上。在前一节里，我们已经研究过社会感发展的有关条件，现在我们只需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条件。社会感既受自卑感的影响，又受作为自卑感的补偿的对权力追求的影响。人类是各种各样的自卑情结发展的载体。精神生活的进程，那种寻求补偿和要求安全感和整体感的骚动，早在自卑感产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其目的是为了生活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必须对儿童坚持的指导法则，产生于我们对他自卑感的认可中。这些法则可以总结为这样的规诫：我们必须使儿童的生活太悲苦，我们必须预防他过早地学习到存在的阴暗面，我们也必须给他体验生存的欢乐的可能性。在这儿，一组随之而来的带有经济性质的条件开始起作用了。不幸的是，儿童经常在没必要的悲苦环境中成长、误解、贫穷和缺乏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身体缺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使正常的生活方式成为不可能，并教会儿童去寻求特殊的权利和法律，以便维护自身的存在。尽管在我们的权力里拥有所有这样的权利和法律，但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儿童将把生活作为一种不悦的困难来体验，而这反过来又使他们陷入社会感将受歪曲的巨大危险。 　　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除非用社会感概念作为一个标准，并以之衡量人的思想和行动。这一观点必须得到拥护，因为处在人类社会共同体内的每一个体必须确认和社会的关联性。我们有必要或多或少地清楚认识到，我们应感恩我们的同胞的是什么。我们都处在生活之中，我们都受到共同生活的逻辑支配。这决定了我们需要已知的标准来评估我们的同胞。社会感在任何个体中的发展程度都是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准，是普遍有效的。我们不能拒绝我们对社会感的心理依赖。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感。没有理由能够使我们逃离对同胞的责任。社会不停地用它警示的声音来提醒我们。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有意识的思想里，我们持续地存有社会感。但是，我们有必要坚持认为，要歪曲社会感划是把它撇在一边，需要某种权力的动员。此外，它的普遍必要性不充许任何人在没有先被社会感证明为正当以前就开始行动。最先，它决定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为我们的行动寻求情有可原的环境。在这当中诞生了生活、思想和行动的特殊技巧，它们使我们希望经常和社会感保持融洽的关系，或者在最初，它们使我们希望用社会关联性的外观来自欺欺人。总之，这些解释显示，有某种像社会感的幻想的东西存在，它像面纱一样掩盖了某种趋向。这些趋向的单独发现将使我们对一个行动或一个个体有一个正确的评估。这种欺骗的可能发生，增长了社会感评估的难度，在科学的水平上了解人性是难的。现在，我们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社会感如何可能被误用。 　　一个年轻人曾经说起，他和几个同伴游泳来到海中的一个岛上，并在那儿呆了一些时间。碰巧，一个同伴将身子斜伸出峭壁边缘的时候，失去了平衡并掉进了海里。我们的年轻人将身子斜伸出去，并用极大的好奇心看着他的同伴沉下去。当他后来想起这件事时，并没有把他的行动看成是好奇。那个掉进海里的年轻人碰巧被救起来了，但就这个故事的传述者而言，我们能肯定他的社会感是很淡薄的。如果我们听说他在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并偶然会对同伴好言相加，我们也不会受欺骗去相信他的社会感并不缺乏。 　　这个大胆的假设必须被更多的事实进一步证实。这个年轻人经常做的白日梦的内容是，他发现自己被关在远离人类的森林中一个美丽的小房子里。这一图景也是他绘画最喜爱的主题。任何懂得幻想和了解他以前历史的人，都会轻易地认识到这种在他的梦中再一次得到证明的社会感的缺乏。如果我们不带任何道德判断地提出，他已经成了那阻隔他的社会感进化的错误发展的牺牲品，这并非对他不公。 　　这里有一件轶事可以更好地显示真正的社会感和虚伪的社会感之间的差异。一个老太太在试图登上街车时，滑了一跤，摔倒在雪地上。她不能爬起来，一些人从她身边匆匆地走过，不去注意她的困境，最后，有一个男人走到她身边，扶她起来。这时候，另外一个男人，他本来藏来某个地方，这时跳到她身边，对这个侠客义的救助者致敬说：“感谢上帝！我终于发现一个可敬的人。我已经在这儿等了5分钟，等着看是否有人会帮助这个老太太站起来。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这件事表明了社会感的外观如何可以被误用。依靠这种一目了然的伎俩，一个人已经把自己放在他人的法官的位置上，向他人分送赞扬和责备，他只是作为旁观者，却不动一根指头去改善他人的困境。 　　这里还有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实例，在这些实例里，不容易识别社会感的强弱。除了从根本上研究这些实例，我们别无他法。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不会在黑暗里摸索。例如，有一个这样的实例，一位将军，他知道战役已经大势已去，但是他还强迫成千上万的士兵去作枉然的牺牲。这位将军当然会说，他是为国家的利益而这样做。而且许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然而，不管他已经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要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同伴是很难的。 　　为了判断正确，在这些不确定的实例里，我们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这样一个观点能在社会有用性和全人类的安康以及“共同福利”的概念中找到。如果我们假定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在决断特殊的实例时将很少有困难。 　　社会感的程度显示在个体的每一活动中。它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在个体的外部表现上。例如，他看他人的方式，他摇头或说话的仪态，他的整个个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几乎能直觉地意识到这一印象。有时我们从一个人的行为中会无意识地得出如此深远的结论，以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也相当依赖这些结论。在这些讨论中，我们仅仅是将这直觉的知识带进有意识的领域，并以此使我们对它作出测试和评估，最后，我们可以避免犯更大的错误。这种向有意识转换的价值是，我们不易导致错误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活动性的，当我们允许我们的判断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时候，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活动，并没有机会修正)。 　　让我们重申，只有当一个人的语境、环境是已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对一个人的性格作出评估。如果我们歪曲了来自于他生活的单一现象，就象一个人如果只考虑他的身体状况，或只考虑他的环境和教育，就极易这么做。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论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立刻卸去了人类肩上的重担。更好地自我了解，再加上生活技巧，必然会导致一种更适合于我们需要的行为模式。很可能，用我们的方法，我们能更好地影响他人，尤其是儿童，并预防那可能在另一场合降临到儿童身上的盲目命运的无情后果。因此，对个体来说，命里注定的不幸命运将不再必要，而这种不幸命运仅仅是因为他来自于不幸的家庭、遗传或境况。只要单独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将会有决定性的进步！新一代将会在勇敢的意识中成长，将会意识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 性格发展的方向 　　任何在某种个性里显著的性格特征必定和来自于童年的精神发展方向相一致。这种方向可以是一条直线，也可以迂回曲折和充满歧路。最初，儿童沿着直线为实现他的目标而奋斗，并且形成了进取的、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的开端通常显示了这种积极、进取的特征。但是，这条直线易于转向或改变。障碍可能是固有的，在对手更为强大的对抗性权力中，对手用直接的攻击使儿童无法获得自己的优势目标。儿童会用一些方法尝试回避这些障碍。他的绕道而行又会决定其独特的性格特征。性格发展中另外的一些障碍，像器官的发育不良、由于环境作用的排斥而失败，对他有相似的影响。此外，较大的环境、世态、无法避免的教师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文明中生活的责任，就像儿童的教师所表现出的要求、怀疑和情绪，最后影响他的性格。所有的教育注重于性质和态度的精心设计，以使学生朝着他处进代的社会生活和主导文化的方向发展。 　　任何种类的障碍对性格的直线发展来说都是危险的。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儿童选择用来完成他权力目标的道路，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偏离直线。起初，儿童的态度是不受干扰的，而且他会直接地处理他的障碍，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儿童会显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他懂得火会燃烧，懂得存在一些必须小心应付的对手。他会企图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而非直线的道路，去实现他自己对承认和权力的追求目标。但他依靠的是技巧。他的发展和这种偏离的程度相对应。他是否过于谨慎，他是否发现自己和生活的必要性协调一致，他是否已经避免了这些必要性，都将依赖前而提到的因素。如果他不直接处理他的任何和问题，如果他变得懦弱和羞怯，拒绝直视另一个人的眼睛，或是拒绝说真话，那么，这将是另外一类儿童：他的目标和那些勇敢的儿童是相同的，如果同种人行动不同，他们的目标依然可能是相同的。 　　在某种程度上，两种类型的性格发展可能存在于相同的个体身上。尤其是当儿童的发展趋向尚未明确定型的时候。当儿童的法则还仍然有弹性的时候，当儿童并不总是设定相同的道路，而是在初次的尝试失败后用足够的主动寻找另一种方法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会发生。 　　未受干扰的社会生活，是适应社会要求的第一前提。一个人能够轻易地教会儿童这种适应，只要儿童对他的环境没有一种交战的态度。只有当教育者能够在这样一种程度上缩小他们自己对权力的追求，使它不再对儿童构成重压的时候，家庭内部的战争才有可能被彻底消除。此外，如果父母理解儿童发展的规律，他们就能够避免这种直线的性格发展特征衍变成夸大的形式，就像勇敢的堕落成了厚颜无耻，独立的堕落成了赤裸裸的自我主义。相类似地，父母将能够避免任何外在的强行产生的权威在儿童身上产生奴隶般顺从的痕迹。这种有害的训练在另外的场合可能使儿童缄默不语，害怕真相和真实的后果。压力，当被使用于教育中的时候，是一面双刃剑。它产生了适应的表象。强迫的顺从只是表面的顺从。儿童和环境一般关系的反应将能从他的灵魂里寻找。所有可能存在的想象的障碍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对儿童产生影响也反映在他的个性里。儿童通常不能对外在影响作出评论，而他周围的成人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或者不能理解他们。儿童的重重障碍，加上他对障碍的反应，构成了他的个性。 　　这里还有另外的系统，根据它，我们可以对人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是人对待障碍的态度。首先是乐观主义者，一般说来，这些个体的性格是沿着直线发展起来的。他们勇敢地对待所有的障碍，并从不太把它们放在心上。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并用相对的轻松自如对生活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从不对生活要求过多，因为他们有良好的自知之明，同时，他们也不自我轻视或自我贬低。因此，比起那些在障碍中只会更多证明自己的软弱和不合时宜的人，他们能更加容忍地忍受生活的障碍。在更为困难的境况里，乐观主义者镇静自若，并确信错误总是能被矫正的。 　　乐观主义者可以马上从他们的仪态举止上识别出来。他们不畏首畏尾。他们畅所欲言，同时，他们既不谦虚谨慎也不缩头缩脑。如果我们用富有诗意的话来描述他们，我们会说，他们敞开胸怀，随时准备拥抱他们的同胞。他们平易近人，易于交友，因为他们不疑疑惑惑。他们讲话不吞吞吐吐；他们的态度、举止、步态是自然和轻松的。除了童年早期，这种类型的纯粹例子很难寻觅。然而，只要在社会接触中有相当程度的乐观主义及其能力，我们就很满意了。 　　相当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是悲观主义者。正是对于他们，我们的教育最有问题。作为童年经验和童年印象的后果，这些个体已经获得了“自卑情结”，对他们说来，障碍的所有方式已经给了他们这样的感觉：生活并不容易。作为悲观主义的个人哲学的后果，他们总是看到生活的阴暗面，这是由他们童年所遭受的不适当待遇滋养的。比起乐观主义者，他们更能意识到生活中的障碍，对他们说来，丧失勇敢是很容易的。由于备受不安全感的折磨，他们时常寻找支持。他们希望得到帮助的哭求在他们的外在行为中得到反应，因为他们不能独自忍受。如果他们是儿童，他们会不停地呼唤他们的母亲，或者一旦分离就哭着呼唤母亲。这种对母亲的哭求有时甚至能在他们进入耄耄之年时听到。 　　悲观主义者病态的谨慎能从他们怯懦和惧怕的外在态度中看出。悲观主义者永远算计着那想象中即将发生的可能危险。很明显，这种类型的个体睡眠很糟糕。作为事实，睡眠是测量一个人发展的极好准备。因为睡眠的不安稳是面临不安全感的人过分谨慎的症候。这看起来像是，这些人为了更好地使他们自己免于生活的危险，他们总是保持警觉。这种类型的人里，生活的欢乐是多么少，对人生的理解是多么可怜！睡眠不安稳的个体发展起了一种可怜的生活技巧。如果在他的结论中他真的是正确的，那么他将根本不敢睡觉。如果生活真的像他相信的那样悲苦，那么睡眠真的是很可怜的安排了。从这种以敌意态度对待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看来，悲观主义者显示出对生活的束手无策。睡眠本身不需要受干扰。当我们发现一个个体经常研究他的房门是否锁好，或在睡眠里做些有关强盗和窃贼的梦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猜想这是悲观主义的倾向。事实上，这种类型可以根据睡眠的姿势识别出来。那些蜷曲成极小的一团睡觉火药味睡觉时用被子捂住头的人，经常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个体。 　　人也可以分成攻击者和防御者两种。攻击者的态度明显地表现为强烈的活动。攻击型的人，当他们勇敢的时候，会把勇气升级为莽撞，以此热切地向世界显示他们的能力，由此也暴露出支配他们的深深的不安全感。如果他们焦虑，那是他们企图使自己坚强以抗拒惧拍。他们扮演“男子气”的角色到了荒谬的程度。他们中另外一些人煞费苦心地抑制所有温情与柔和的情感，因为这些情感对他们来说是软弱的象征。攻击型的人显示出野蛮和残忍的特征，而且，如果他们倾向于悲观主义，那么，所有和环境的关系都会被改变，因为他们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合作的能力，他们敌视整个世界。同样，他们对自己价值的意识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他妄自尊大、傲慢无理、洋洋自得。他们显示出虚荣心，就像他们真的就是征服者。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彰明较著，他们的活动过分多余，这不仅导致他们与世界的不和谐，也显示了他们的全部性格，这是建立在不安全的流动地基上的阁楼。他们持续很久的攻击型态度，就发端于这种方式。 　　他们随后而来的发展并不轻而易举。人类社会并不看好这样的人。他们如此显山露水的事实使他们受人厌恶。在他们不断为出人头地的努力中，将很快发现自己处于竞争中，特别是与同类人的竞争中，他们唤醒了这些人的竞争。对他们来说，生活成了一系列的战斗。而且，当他们遭受到无法避免的失败的时候，他们全部的成功和胜利都会导致毁灭性的结局。他们易于恐惧，不能为自己的权力坚持长期的战斗，也不能弥补自己的失败。 　　在完成自己任务时的失败对他们有一种逆向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发展大致停滞的地方，另一类型的发展开始了，这一类型感到自身受攻击。第二种类型的个体是受攻击者，经常处于防御中。他们用以补偿自身不安全感的方式，不是攻击，而是焦虑，谨慎和懦弱。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我们刚才描述过的先前不成功的攻击性态度的维持，这第二种态度就不会出现。这种防御型的人很快会被不幸的经历所吓倒，他们从中推断出毁灭性的后果，因而极易逃跑。有时候，他们成功地用行动来表示他们对失败的厌恶，仿佛他们的撤离是一件有益的事。 　　因此当他们沉溺于回忆，并浮想联翩的时候，事实上只是逃避那威胁他们的现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当还没有完全丧失创造力的时候，可能完成一些并非对社会完全无益的事。他们使自己与世隔绝，在幻觉和理想的领域中建造他们自己的第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障碍物。这些艺术家是法则的例外。这种类型的个体通常向障碍投降，并遭受着一次又一次失败。他们害怕每件事情和每个人，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只期待着处理世界上的敌意，此外别无他求。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明中，他们的态度通常由于在他人手中的糟糕经历而另强。很快地，他们失去了对人类的美好品质和生活的光明一面的信心。这种个体最普遍和最突出的特征是他们外向的批判态度。有时这种态度变得如此突出，以至他们能很快地看出别人很不明显的缺陷。他们以人生的法官自居，却从不做有益于那些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人的事。他们忙于批评和破坏同伴的计划。他们的不信任迫使他们产生焦虑、犹豫的态度，然而一旦他们面对一项任务，他们就会开始怀疑和犹豫，仿佛他们希望避免每一个决定。如果我们要形象地描绘这种类型的人，我们能这样想象：他举起一只手保护自己，同时用另一只手盖住眼睛，这样他可以看不见危险。 　　这样的个体还有别的一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众所周知，连自己都不信任的人决不会信任他人。妒嫉和贪婪很显然是由这样的态度发展成的。这种怀疑者所过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通常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为他人而欢乐，也不愿意分享他人的幸福。此外，对他们而言，陌生人的幸福就是他们的痛苦。通过一种有效而很难破坏的伎俩，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成功获得超越其他人的优越感。在他们不惜一切地对优越感的欲求中，他们可能发展起一种复杂的行为模式，以至于乍一看，人们从不怀疑他们对人类怀有一种根本的敌意。 以前的心理学流派 　　确实，没有有意识地识到这种研究取向时，人们也能试着了解人性。常用的方法是从精神发展的语境中取出单独的一点，并且建立起可据之定位自身的“类型”。例如，人们可以把人分为喜欢沉思冥想的人，他们生活的虚幻的生活中，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比起另一种类型的个体，这种类型的个体更难于投入行动。另一种类型的个体很少沉思，从不冥想，他们忙于积极、实事求是，兢兢业业地处理生活问题。这些类型当确确实存在。然而，如果我们赞许这种心理学流派，我们将很快地到达研究的终点。而且，像别的心理学家一样，我们被迫同意承认，在一种类型里，幻想的能力得到较好地发展，而在另一种类型里，工作的能力得到较好地发展。对真正的科学来说，这是极不够的。我们需要发现更好的概念，用这些概念阐明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否不得不发生，以及这些事情是否被避免或缓解。为了这一理由，这种人为的和肤浅的分类对人性的理性研究并不有效，尽管多样的类型，就像上面所论述的，确实存在。 　　个体心理学已经抓住了儿童早期的心灵发展这一课题，精神表现的形式就发端于此。个体心理学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观念：无论是从整体或单个看，这些精神表现要么是社会感占优势，要么是对权力的追求占优势。根据这一论点，个体心理学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可根据一个简单和普遍有用的概念理解人性的钥匙。任何人可以根据这个关键的概念分门别类，这个概念有着巨大的应用领域。不用说，适合于心理学家的观察上的那种谨慎和技巧，必须使用在每一个实例中。带着这一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获得了一个标准，而且能够知道，在内容上，一种精神现象是否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感，其实只结合着微弱的个人对权力和威望的追求；或者，我们能够知道，一种精神现象具有占支配地位的自我主义、野心和功利性，它只是把超越于环境之上的优越感赐予承受者。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要清晰地了解某种先前已被我们所误解的性格特征并不困难。而且，要根据它们在个性总体中的位置来评估它们也并不难。与此同时，只要我们了解任何人的一种特征或行为模式，我们就获得了一种可以据之更正个体行为的杠杆。 气质和内分泌腺 　　“气质”的类型是精神现象和精神特征的一种古老分类。很难知道气质的意思。它是一个人思考、说话或行动的敏感性？它是一个人对待任务的能力或节奏？研究一下心理学家有关气质本质的解释，我们发现，这种解释是极不合适的。我们必须承认，科学还不能离开四种气质学说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人们最先开始研究精神生活的久远的古代。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假设开始，人们把气质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和粘液质，这种分类被罗马人所继承，并作为高尚和神圣的遗产保留在我们今天的心理学中。 　　那种属于多血质类型的个体，在生活中表现出肯定性的欢乐，他们不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不让白发轻易地在自己的头上生长，他们试着看出每一事件里最快乐和最美丽的一面，他们在应该悲伤的时候悲伤，但不崩溃，他们在快乐的事情里体验快乐，但并不欣喜若狂以至神志错乱。对这些个体的详细描述表明，他们大体上是健康的人，在他们中没有大的缺陷。对于别的三类人，我们却不能作出这种断言。 　　用古老的诗来作描述，胆汁质的个体猛烈地踢开躺在他路上的石头，而多血质的个体则悠然地绕开这石头。用个体心理学的话来说，胆汁质的人对权力的追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从事更为有力和猛烈的活动，仿佛他在所有的时间里都被迫证明他自己的权力。他只对以直接的攻击性的方法克服所有的障碍感兴趣。事实上，这些个体较强烈的活动开始于童年早期，那时候，他们缺乏权力感，必须时常证明权力的存在。 　　抑郁质类型给人以相当不同的印象。继续我们已提到的明喻，当抑郁质个体看见石头的时候，将记起他的罪过，开始为过去郁郁伤怀，并且往回走。个体心理学把他看成毫无保留地表示出犹豫的神经质者，他对克服障碍或阔步向前没有自信，他更不喜欢冒险，他宁愿原地踏步也不向目标挺进。如果这样的个体确实向前走，他就带着极大的谨慎开始每一个活动。在他的生活里，怀疑扮演着显著的角色。这种类型的人比他人更多地考虑自己，这最后使他失去发现合适的和生活接触的可能性。他是如此为他自己的焦虑郁郁不乐，以至他只盯着过去，或是把时间花在徒劳的内省中。 　　总的说来，粘液质是生活的陌生人。他收集生活的印象，不从中推断出合适的结论。没有任何东西对他印象深刻，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他不交朋友，总之，他几乎与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在所有的类型里，他可能和生活的责任距离最远。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独有多血质的人将是有益的人。然而，很难发现可以一清二楚地进行界定的气质。因为在大多数场合下，人们所涉及的是一种或多种气质的混合体，这一事实剥夺了气质学说的所有价值。不管是“类型”还是“气质”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通常，我们发现一种气质融合进另一种气质里，就像某个人孩提时是多血质个体，后来形成了抑郁质，最后以粘液质习性的景象终其一生。多血质个体仿佛在童年时很少显现出自卑感，他也很少显示出重要的身体缺陷，也不易狂怒，结果，他平静地发展，对生活抱着某种爱心，他能使自己以稳健的步伐对待生活。 　　在这一点上，科学进入了议事日程，它宣告：“气质依赖内分泌腺。”医学科学的一项最新发展是承认内分泌腺的重要性。内分泌腺包括甲状腺、脑垂体腺、肾上腺、甲状旁腺、胰腺、睾丸和卵巢中的间质腺以及其他某种组织，我们对这些内分泌腺的功能只有模糊的了解。这些内分泌腺没有任何导管，但它们能把分泌物直接输送进血液。 　　一般认为，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在其生长和活动中，都受到这些被血液带到身体内每一单一细胞的内分泌物的影响。这些内分泌物起着激活剂和解毒剂的作用，它们对生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这些分泌物的全部意义的了解还处在黑暗中。内分泌物的整个科学还仅仅只是开始，有关内分泌物的功能的确切事实还很稀少。但是，这一年轻的科学已经要求承认，并且已经企图指引有关性格和气质的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它断言内分泌物决定了性格和气质，为此，我们必须多说一些有关它们的话题。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个重要的异议。如果我们观察一种活动性疾病的历程，像甲状腺分泌缺乏的呆小病。确实，我们也发现在某种最终的程度上可与粘夜质相比拟的精神现象。这些个体浑身浮肿膨胀，头发生长病态，而且皮肤粗糙，他们在行动中显得特别迟缓和无精打彩。他们的精神敏感性显著降低，他们的创造性丧失殆尽。 　　现在，如果我们将这一实例和我们指明为是粘液质的实例进行比较，尽管在甲状腺中没有任何可证明的病理性变化存在，但我们仍然将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它们有着完全不相类似的性格特征。因此，人们可以说，在表面上，在甲状腺内分泌物中有着某种东西帮助维护一种适当的精神功能。但是，我们还不能就说，病理性气质来自于这种甲状腺内分泌物的缺乏。 　　病理性粘液质类型和我们习惯上所称呼的粘液质完全不同，全凭个体以前的心理发展史，心理学家意义上的粘夜质性格和气质与病理性的粘液质相区别。作为心理学家所感兴趣的粘夜质类型从来不是静态的个体。在他们身上，我们将时常惊奇地发现存在着有时是那么令人啧啧称奇地深刻和猛烈的反应。从来没有粘夜质个体在他的一生中都是粘液质。我们将会懂得，他的气质只是一种人为的外壳，一种过分敏感的人为的自己营造的防御机构(为此，在他的生活中他可能有着一种想象里的持续不断的决定性的倾向)、一种使他自己和外界分隔开来的防御工事。粘液质气质是一种防御机构，一种对存在的挑战富有意味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它完全不同于那种由于甲状腺分泌不充分引起的呆小病者的无意识的迟缓、懒惰和不适应。 　　甚至在那睦看起来只是由于先天缺乏甲状腺分泌而导致的粘液质气质的病人中，这一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异议也没有被推翻。这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真正利害攸关的东西是一连串复杂的原因和目的、一整套器官活动再加上外在的影响，它们产生了自卑感。在这种自卑感里，能够发展起粘液质气质的个体产生了这样一种企图，这种企图从他自己个人的信念出发保护他自己免于不快的伤害和侮辱的侵犯。但是，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正在这里特别讨论的是一种我们已经在总体上讨论过的类型。在这里，甲状腺的缺乏是一种特殊的器官缺陷，而它的后果却被假定为一种支配性的角色。而且，这种器官缺陷导致了对生活更为扭曲的态度，为此，个体试图通过精神伎俩获得补偿，这是众所周知的粘液质习性的例子。 　　我们将通过考虑别的内分泌物的特例和检查从属于它们的气质来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观念。因此，我们看一看在巴西多氏病或甲状腺肿大中甲状腺分泌过多的例子。这种疾病的身体症状是，心跳过速、脉搏过高、眼球突出、甲状腺肿大和或多或少的极端倾向，特别是手不停地发抖。这种病人易于出汗，作为胰腺的甲状腺的次生影响，他们的肠胃器官经常超负荷工作。这种病人高度敏感和易于动怒，而且明显表示出急性的、易怒的、颤抖的活动，还经常伴随着明显的焦虑状态。典型的突眼的甲状腺肿大病人的形象无疑是一个焦虑过度的人的形象。 　　然而，说这与心理学上的焦虑形象完全相同则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人们在突眼的甲状腺肿在病人身上看到的心理现象，像焦虑状态、在从事某种体力或心理工作方面的无能、易于疲乏和极度的虚弱，不仅仅取决于精神原因，也取决于器官原因。把它和一个着急的焦虑的神经症病人进行比较，就会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对照。那些由于甲状腺功能亢奋症状所引起的精神上的亢奋的人，他们的性格是由于长期的极度兴奋导致的。可以说，他们是喝了太多的甲状腺分泌物而醉了的。与他们形成明显对照的，是那些激动的、着急的、焦虑的个体，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因为他们的状况几乎完全由他们先前的精神历程来决定。甲状腺功能亢奋的个体肯定显示出行为的相似性。但是，他们的行动缺乏计划性和目的性，而它们是性格和气质的根本标志。 　　在这儿，我们也必须讨论一下别的内分泌腺。各种各样的内分泌腺的发展与睾丸和卵巢的发展的联系尤其重要。我们的论点是，只要发现生殖腺或性腺反常，人们就能发现内分泌腺的反常，这已经成了生物研究的一个基本信条。对与这些缺陷同时出现的特殊的依存性以及理由，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在这些内分泌腺的器官缺陷的实例中，我们也能得出那可能会在另一些器官性缺陷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在生殖腺缺乏的实例中，我们发现一个有器官性缺陷的个体发现他更难使自身适应生活，其结果是必须生产出为数更多的精神伎俩和防御机构去使他自己学会适应。 　　热衷于内分泌腺的研究者已经使我们期望着性格和气质是完全依赖于性腺的内分泌物的这一说法。然而，很明显，睾丸和卵巢的腺素的极度反常不是经常能被发现的。在那些病理性蜕化存在的实例中，我们是在讨论例外的例子。在这儿没有特殊的精神习性，它们间接地和性腺的缺乏性功能相联系，它们只是经常发端于性腺的特殊疾病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作为内分泌学家所宣称的性格的内分泌基础。某种对有机体的生命力必不可少的刺激物，来自于性腺，并且，这些刺激物可以决定儿童在环境中的位置，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这些刺激物也可以被别的器官生产，而且它们并不必然是特殊的精神结构的基础。 　　因为对人作出价值评估是困难和微妙的任务，犯下一个错误就可能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必须提一个警告。那些带着先天性的器官缺陷来到世上的儿童极大地受到获得特殊的精神伎俩和技巧来作为补偿的诱惑。但是，这种发展独特的精神结构的诱惑能被克服。在这种情形里，没有任何器官、任何问题将必然地和无可挽回地强迫个体在生活中采取一些特殊的态度。它可能使他灰心，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刚刚提到的和这相似的观点之所以可能存在，只是因为还没有人曾经试图消除带有器官缺陷的儿童的精神分展中的障碍。作为他们的缺陷的后果，人们已经允许他们陷于错误之中，人们已经检查和观察他们，但未曾试图帮助或刺激他们！他们已经在个体心理学的经验中发现的新的位置或语境心理学将在这一方面证明它的教育的后果的正确性，并且它也将迫使现在的气质或体质心理学显得黯然失色。 综述 　　在我们考虑单一的性格特征以前，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观点。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依靠考察那已经从它们完整的精神语境和精神关系中割裂开来的孤立现象是从来不能学会对人性的了解的。为了这种了解，我们必须比较至少两种在时间上尽可能大的分隔开来的现象，并且在统一的行为模式里把它们联系起来。这种特殊的方法已经被证明为相当有用，它能使我们集合起一堆完整的印象，并依靠系统的排列把它们凝结成一种可靠的性格评估。如果我们把判断建立在孤立的现象上，我们将发现我们自身处在那些困扰别的心理学家和学究的困难之中。因此，我们将必须使用那些已经被我们发现为是无用的和无生气的传统标准。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获得一些观点，在这儿，我们能够使用我们自己体系的手段，并把这些观点联结成一个单独的模式，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力量界限是分明的，它对人的清晰的系统评估将是有价值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才能站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对人的进一步熟悉也可能导致我们在某一程度上改变或更正我们的判断。在我们作出教育修正以前，我们必须使我们自身开须眉一些明晰的个体形象，以便根据这个系统来进行教育。 　　为了形成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已经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而且，我们已经使用了或者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要求任何正常人同样可用的例证和现象。此外，我们坚持，这个我们创造的体系从来不能缺少一个因素，那就是社会因素。只观察个体的精神生活现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总是在它们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中考察它们。为了我们的公共生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基础论点是：人的性格从来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而是人对其环境的态度和人与其生活的社会关系的标志。 　　在对这些观点的详细阐述中，我们发现了两个普遍的人类现明：第一是将人和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感的普遍存在。这种社会感是我们的文明所有的伟大成就的基础。社会感是我们可以有效地评估精神生活现象的唯一标准，它能使我们断定任何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感的总量。当我们知道个体如何对待社会，如何在人类中表达与其同伴的关系，如何使他的存在变得有成果和有活力，我们就可以得到人的灵魂的立体印象。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对性格进行评估的一个派生的标准，那就是最敌视社会感的那些权力，它们是为获得个人权力和优势的趋势和追求。根据这两个观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决定于他们的社会感的相对程度，并和他们扩充个人权势的追求相对照，这两种趋势总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个动态的游戏，一个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它的外在表现就是我们所谓的性格。 嫉恨(Jealousy) 　　嫉恨是一个有趣的性格特征，因为它出现的频率极高。嫉恨不但意味着在爱情关系上的嫉妒，也意味着在人类其它一切关系中的嫉妒。因此，在孩提时代，我们发现儿童在相互超越的企望中发展其嫉恨。这些儿童也可能同时发展野心，并在这两种性格特征中表现出对世界的好战态度。作为野心的姊妹，嫉妒这个性格特征可能延续终生，它起源于被忽略或被歧视的感觉。 　　当一个妹妹或弟弟降临世间，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照料，而作业姐姐或哥哥的儿童感到自己像一个被废黜的君王时，通常嫉恨也就产生了。这些儿童曾沐浴在父母爱意的温暖阳光中，可新生儿的来临夺走了他们的阳光，于是他们妒火冲天。 　　这种感情的可能程度可见于一个8岁小女孩的病例，因为她在8岁之前已经犯了三次谋杀罪了。 　　这个小女孩的智力发展有些迟缓，加上身体弱不禁风，所以任何事都干不了。结果，她反倒发现自己的处境很舒服愉快。但在她6岁时，这种愉快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家里添了一个小妹妹。她的心灵因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并怀着无情的仇恨迫害她的小妹妹。父母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便非常严厉地对待她，甚至试图使她知道，她应该对自己的每一恶劣行径负责。有一天，在这家人住的村子旁的一条小溪里发现了一个被溺死的小女孩。不久，又有一个小女孩发现被溺死。最后，我们的病人在将第三个小女孩扔进溪里时被当场抓住。她承认那两个小女孩也是被她谋杀的。她们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观察，最后被送进一家疗养院受教育。 　　在这个病例中，这个小女孩对她妹妹的嫉恨转移到了其他小女孩身上。我们注意到，她对于男孩并无敌对情绪，她似乎在这些被谋杀的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她妹妹的身影，她企图用这种谋杀行为来满足她因受到忽略的复仇感。 　　在兄弟姐妹同在的情况下，嫉恨的表现将更为明显。众人皆知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文明里，一个姑娘的命运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当她看见弟弟的降生受到了更多、更热烈的喝彩，当她看到他受着更鑫的照料和尊敬，看到他得到她所没能得到的更多的优先便利时，她是很容易灰心丧气的。 　　像这样的关系自然是会引起敌意的。有时候，姐姐会表达出她的爱意，像母亲一样对待弟弟，但从心理学的观点看，这和上述病例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姐姐对小弟弟或小妹妹表现出一种母亲般的态度，只能说明她重新获得了权力地位，她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按她的意志行事，这使她得以从危险处境中找到一块宝地。 　　家庭内部的嫉恨常常是由兄弟姐妹间膨胀夸大了的竞争引起的。女孩子可能感觉受到了怠慢，因而坚持不懈地要战胜她的兄弟。通常，由于她的努力勤勉，她成功地将其兄弟远远地抛在脑后。在此问题上，大自然也助了她一臂之力，姑娘在青春期精神和身体都比男孩发育得快，虽然在其后的几年里这种差别又被渐渐拉平。 　　嫉恨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不信任，表现为埋伏下来等待出击，或者表现为对同伴的批判性评价，表现为对受忽视的不断恐惧。在这些表现方式中，究竟哪一种占据显著地位，完全取决于在此之前对社会生活所作的准备。有的嫉恨方式表现为自毁，有的表现为顽固不化。这种性格特征的一些表现形式还包括扫他人的兴致，莫名奇妙地反对他人，对他人自由的限制以及顺带地对他人的征服。 　　给对方制定一套行为规则是嫉恨最喜欢玩的把戏之一。当一个人想要给他的情侣规定一些恋爱法则时，当他在其亲爱者的四周树起一座高墙时，或当他规定对方应该看什么，干什么或想什么时，他就是在根据这一特有的心理模式行事。嫉恨也可能以贬低他人、谴责他人为其目的，但这目的还只是另一目的的手段：夺走对方的独立意志，让他墨守戒规或将他拘禁起来。这种行为在陀思妥耶夫期基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中有着绝妙的描述。小说中的一个男人成功地压迫了他妻子一辈子，从而表示了他对她的支配操纵，他所采用的就是我们刚讨论过的手法。因此，我们看到，嫉恨是权力追求的一种特别具有明显标志的形式。 嫉妒(envy) 　　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对权力和支配所作的追求，我们就能确定无疑地从他身上找到嫉妒这个性格特征。个体与其高得超乎自然的目标之间的水可逾越的鸿沟必然以自卑情结的形式表现出来。自卑情结压迫着他，极大地影响着他的一般行为和对生活的态度。致使他感到他的目标还远未实现；而他对自己的过低估价和他对生活的不断感到的不满意，则不断地向他提醒着这一点。他开始花时间去估算他人的成功，并沉湎于别人对他的看法或别人所取得的成就。被忽略感叫在折磨着他，他也总感到自己受到歧视与排斥。实际上，这些个体很可能比他人拥有得更多。他所表现出的各种各样的被忽略，说明他的虚荣心未能得到满足，因为他想比邻人得到更多，事实上，他想要得到一切。这类妒忌的人不会说他们想得到一切，社会感的实际存在使他们想都不敢这样想。但他们的行动说明他们想要得到一切。 　　在不断估量他人成功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嫉妒感极少有可能使人获得幸福。社会感的普遍存在使嫉妒遭到普遍的反感，然而不怀妒忌的人却少之又少，我们谁也无法完全摆脱它。在生活的正常进程中，嫉妒常常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当一个人在遭受痛苦时，当他感觉到压迫时，或当他囊空如洗，缺衣少食、寒病交迫时，当他未来的希望笼上阴云时，当他身遭不幸而走投无路时，嫉妒便显身了。 　　今天，我们人类尚处于我们文明的开端，虽然我们的道德与宗教禁止我们怀有嫉妒这种感情，我们的精神心理却尚未成熟到有意识地摒弃它的程度。穷苦人所怀的嫉妒是很可能理解的。相反，如果有人能证明他即使被放到穷人的位置上也能毫不怀嫉妒之心，那倒难以理解了。就此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我们必须把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也考虑在内。当个体或群体的活动受到太多的限制时，嫉妒便随之产生了。但是，当嫉妒以最令人不快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却不知道能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这样的忍以及随之而来的仇恨。对生活在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嫉妒倾向去经受考验，也不应当激发它。我们应当掌握充分的策略，在可能产生嫉妒时不要强化它。的确，这样做并未使情况有任何好转，但我们至少可以对个体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在同伴面前表现出哪怕是瞬息即逝的优越感，因为这样会轻易地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个体与社会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表现在这一性格特征的起源之中。没人能够将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或展示对于同伴的权力而不同时引起对方的反对以及妨碍他成功的希望。妒忌逼使我们建起起以确立所有人之间的平等为目的的所有这一切制度与规则。最后，我们理性地得出了一个命题，这是我们直觉感受到的一个命题：所有人之间的平等的法则，违背了这一法则，就会立即招来混乱。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之一。 　　实际上，有时可以轻易地从一个人的外表看出嫉妒的表现。在人们常用的一些形象比喻中，比如嫉妒得脸色发“青”或发“白”，就可以说明其中的心理学道理，并且说明妒嫉将影响血液的循环。嫉妒在生理上的反应还表现在毛细血管的收缩上。 　　就妒忌关教育方面的重大意义而言，我们只有一条道可走，即将妒忌引入可望收益的渠道，而不给精神生活带来太大的震荡。这对于个体，对于群体都有好处。如果是个体，我们可以劝其找到一个能提高他自尊的职业。而在国际生活中，我们只有向未发达而深感受到忽视的国家指时一些新的发展途径。 　　任何一生都妒忌满怀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是毫无用处的。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从别人那里索取，或以某种方式去巧取豪夺，或妨碍别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倾向于为自己未达的目标寻找借口，并因自己的失败而责怪他人。他将是一个好战分子、一个害人精、一个不喜欢良好关系的人、一个不愿使自己于他人有用的人。由于他不愿费心去同情他人，所以对人性几乎一无所知。如果别人因他的所为而遭受痛苦，他将毫不为之所动。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其邻人的痛苦之上。 贪婪 　　通常，贪婪与妒忌间密切相关的，而且常常与妒忌帝个坏朋友形影不离。我们所说的贪婪不仅仅指表现在钱财囤积方面的贪心，而且也指这样一种更经常的表现形式，即不能将欢乐愉快给予他人，或在对社会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上表现得十分贪心。贪婪的个体在自己四周立起一座围墙，以确保他对其无耻财宝的拥有。一方面，我们发现它与野心和虚荣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它一妒忌的关系。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性格特征通常都同时存在。因此，当我们发现其中一种，便可断言其它几种也都存在，而且这也算不上什么令人惊愕不已的神机妙算。 　　在我们的文明中，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贪婪。普通人常将其掩藏起来，或用夸张的慷慨好施来遮掩它。这与给人施舍没有什么两样，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慷慨的举动，以他人的人格为代价来提高自己的人格感。 　　在一定的情况下，贪婪实际上是一种可贵的素质，即当其导向生活的某些形式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自己的时间或工作方面贪得无厌，而在此过程中完成一件伟大的工作。在我们今天，科学煌和道德的倾向将这种“对时间的贪婪”推到了最为显著的位置上，它要求每个人都在时间和工作上力求节俭。这从理论上听起来很是不错，但在这一理论得以实施时，我们所见的总是在为个人的优势和权力目标服务。这个理论上的假设常被滥用，对时间和工作的贪得无厌常被指向将真正的工作负担推到他人肩上。和所有其它活动一样，我们可以用其普遍的实用性这个标准来判断这一活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人被当成机器，生活的法则被当作技术的法则。在后一情况中，这些规则常被证明为合理。但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它们终将导向疏远、孤独以及人类关系的毁灭。因此，最好将我们的生活来一番调整，使我们更乐意于给予，而不是囤积。这个法则不能脱离其上下文而存在，我们不能用此法则来危害他人；事实上，只要我们时刻记住公共福利，也就不会去危险他人了。 仇恨 　　通常，我们发现，仇恨是好战的人性格特征的一部分。仇恨的倾向(他常常出现在童年早期)可以达到极度紧张的程度，就像在勃然大怒中。与此同时，它们也可以出现在较为温和的、诸如责骂和恶意的形式中。任何人对他人仇恨和责骂的程度能够很好地表明其人格。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知晓人的灵魂，因为仇恨和恶意赋予人格以鲜明的色彩。 　　仇恨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存在于人们多种多样的反对一个个体、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种种族或另一性别的行为中。仇恨并不公然出现，而是像虚荣一样，知道如何伪装自己，知道如何出现，例如，以一种普通的批评态度的伪装形式出现。仇恨可以在破坏所有个体可能有的接触的可能性中扩大化。有时候，个体可能有的仇恨的程度是突然被提示出来的，就像闪电一击。这发生在一个病人的实例中，他可使自身免于服兵役，但他告诉人们，他是多么喜欢阅读有关使人毛骨悚然的对他人的屠杀和杀绝的报导。 　　在犯罪中我们看见更多的这种情形。在较为温和的形式中，仇恨倾向可以在我们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时，仇恨以一种无需伤害或恐怖的形式出现。厌世——这显示出对人类的很程度的敌意的仇恨形式——就是这些伪装的形式之一。有些哲学流派整个渗透着敌意和厌世，以至于他们可以被人认为是残酷的人，都有着残酷的不经过伪装的行为。在名人的传记中，伪装的面纱有时扔在了一边。考究这种叙述无法避免的真实性问题是不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仇恨和残忍有时存在于艺术家身上，而他本来应该紧紧地站在人性一边的，如果他希望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的话。 　　仇恨的分支也随处可见。在这里我们并不一一考察，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考证单独的性格特征和总的厌世倾向的所有关系，就会繁不胜繁。例如，某种工作和职业肯定带有某种厌世的性情。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有一次说：“一个人的残酷本能在其诗歌中得到了满意的发泄。”这绝不是说，这些职业必定带有仇恨。恰恰相反，在对人类抱有敌意的个体决定获得一个职业，像军队里的职业的那一刻，他的所有敌意倾向都表现出来了，至少在外表上与社会体制是相适应的。这是由于他必须和他的组织相适应，而且，也由于他有必要和已经选择了这一职业的他人相联系。 　　敌意在其中伪装得特别好的形式是那些在“过失犯罪”的名目下所做的行为。对人或钱财的“过失犯罪”特别的表现是，过失的个体丧失了那些社会感所要求的思考。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已经导致无休止的讨论，但从来没有获得完全满意的解释。不言而喻，一种被称为“过失犯罪”的行为并不等同于犯罪。如果我们放一盆花离窗户边缘太近，以致极轻微的摇动就可以使它掉下去，并恰好砸在某个路人头上，这与我们拿起花盆正好砸在某人头上是不同的。但是，某些个体的“过失犯罪”行为毫无疑问是和犯罪有关的，它还是了解人类的另一关键。在法律上，“过失犯罪”行为的并不是有意识的意欲的事实被认为是一种情有可原的情形，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敌对行为和一种有意识的邪恶行为一样是建立在相同程度的敌意上的。如果对儿童的游戏进行观察，人们总是能够发现，某些儿童很少注意他人的利益。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对同伴并不友好。人们应该等到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但是，如果人们发现每当这些儿童玩的时候，必定会有某些不幸发生，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儿童不习惯于把他玩伴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特别注意我们的商业活动。商业并不特别适于向我们证明过失和敌意之间的相似性。商人很少关心竞争者的利益，或者很少对我们所设想的必需的社会感感兴趣。许多商业程度和商业事业是明确建立在这样的理论之上的：一个商人的优势只能来自于另一个商人的劣势。通常，对这样的程序没有任何惩罚，尽管这里有一种有意识的恶意。这些每天都发生的缺乏社会感的商业进程就象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过失犯罪”的毒药。 　　尽管有些人有着最好的意愿，但处在商业压力下，也必须尽可能保护他们自己。我们忽视了这一点：这样的个人保护通常伴随着对他人的损害。我们之所以唤起人们对这些事实的关注，乃是由于它们解释了，处在商业竞争的压力下，要展示社会感是多么难。必须找到某些解决方法，这样，每个个体对公共福利的合作都会变得更为容易，而不是更为困难，就像在今天常见的情形中那样。事实上，人的心灵已经自动地运作着企图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以便尽可能最好地保护自身。心理学必须与之合作，着手了解这些变化。到最后，它不仅可以了解商业关系，也可以了解那同时在起作用的精神器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必得个体和社会应该期待什么。 　　过失在家庭、学校和生活中广为存在。我们能够在大多数团体中发现它。有时候，某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肯为同伴考虑，只是一味地要达到他自己的显要位置。自然，他不会受到惩罚。鲁莽的人的行为常常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方式告终。有时候，这种惩罚只会在许多年后才来到。“上帝的磨坊慢慢地碾。”(“The mills of the Gods grind slowly”)这种惩罚可能来得很晚，对那些从来不会有控制地测试自己的行为并不了解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的人来说，先前的行为和相隔久远的惩罚的联系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们还抱怨遭到了不应得到的不幸！他们所谓的邪恶的命运本身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他人不再忍受同伴的肆无忌惮，在一段时间后放弃了他们个人善意的努力，而且抛弃了他们的同伴。 　　尽管过失犯罪行为有一些明显的理由，但我们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它们本质上只是能恨世的表现。例如，一个私人司机超速驾驶，而且撞着了别人，他会以赶赴一个重要的约会为由来请求别人原谅。我们看到，他是个把自己个人的小事放在他人的幸福头上的人，这样，所显露出来的危险就被轻视了。个人私事和社会公益之间的悬殊向我们表明了他对人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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